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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書打卡｜Day 4
今天打開季羨林的書《時間從來不語，卻回答了所有問題》
“日記是我當時的真實記錄，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當時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
其實現在想想，有點后悔沒有在以前養成寫日記的習慣，對很多事情都沒有了記憶。
以前都是老師會要求我們寫周記，都是寫一些口水話，沒有真實地去記錄自己，而且還被我銷毀了，多少還是會有點遺憾。
但是我會在QQ空間發說說，也不過是潦草的記錄。搞笑的是翻看的時候看到有一句“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天。”但是那天到底發生了什么？我卻沒有一點印象。然后我覺得不能有那種感覺非主流的回憶，說說也被我刪除了。
后來我開始慢慢有了想寫日記的想法，但也只是偶爾記錄。記錄那些我不想告訴別人的事情，宣泄那些讓我不開心的情緒，記錄那些讓我感動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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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寫日記是我在當時情境之下真情實感的流露，也是我成長的一段經歷，一個過程。
也許等我日后翻看的時候，會覺得當時的自己很幼稚，卻也是我回憶的一種方式。
就像我我現在翻看我高中僅有的幾篇日記，發現我的字跡有所變化，還發現原來我在18年的7月記錄的是我的不開心，其實現在想想不也過來了嗎？
我還把當時同學對我關心的話忽貼在了那一頁，很感慨原來那時候的同學友誼是那么的純粹，很感謝當時有他（她）們的陪伴，真的很懷念！
所以現在為了我以后能有一個回憶，我會偶爾記錄，偶爾翻看。“那些文字都帶著我當時最原本的感受，大多質樸卻無比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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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手慷慨解囊，一手高筑債臺；他在海邊用漂流瓶散布傳單，里面是“危險的”煽動性言論；他認為愛的本質是自由，在不斷遷徙的居所建立男女混居的“公社”；他的好友感到困惑：他究竟是天上降下的精靈，還是地下冒出的魔鬼？他是天生的詩人珀西·比希·雪萊。2022年是他誕生230周年，亦為逝世200周年，英國學者理查德·霍姆斯多年前的傳記成名作《雪萊傳：追求》（Shelley: The Pursuit）終引入中文世界，姍姍來遲，卻也恰逢其時。
《雪萊傳：追求》作者：（英）理查德·霍姆斯 譯者：李凱平、周佩珩，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9月。
畢業于劍橋大學的霍姆斯，專事浪漫主義作家之研究，早年眷注文學，后期轉入科學主題，著述豐實，廣獲獎譽。29歲那年，他在短短兩年內寫就這部傳記，一舉成名。巧的是，那也正是雪萊這位充滿爭議的天才在拉斯佩齊亞灣覆舟溺亡時的年紀。這是一位“年輕人”追尋、書寫另一位“年輕人”的書。雪萊活了29歲，霍姆斯的書長達800頁。
追尋雪萊的心靈
談及傳記文學，霍姆斯開宗明義，立見卓識。認為該體裁的“新意”在于“視角的變換，使舊的事實、事件和記錄呈現出新的意義和聯系，同時新的局部研究將事件和經歷置于新的背景下，使人們能夠關注此前被人忽視的要素。新，不在過去本身，而在于回顧過去的方式”。他反對像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另一部《雪萊傳》作者，早在四十年前即已出版中譯本）那樣以想象代替現實的“羅曼史”式傳記寫法（romanced biography），霍姆斯的傳記聚焦于“呈現事實與事件的新意義”。“雪萊的熱愛者永遠大有人在，但本書并非為他們而寫。”這是全書第一句！顯然霍姆斯無意寫一部“權威定本”式傳記，他在意的是寫出“他自己”的雪萊；他無意重描維多利亞時代以降浪漫化、理想化的雪萊，卻意在顛覆之。他說自己更“狠心”，在其筆下，雪萊的形象更“暗沉”（似乎更對應中文版書脊上的雪萊頭像而非庫蘭的那幅著名肖像畫），是走下天才神壇、脫下冠冕的“俗世”之人。不過，霍姆斯絕不缺傳記作者必備的“同理心”（empathy），這也是他認為傳記作家“最具力量”的情感（當然也是一把危險的雙刃劍）。
有紐曼·懷特（N.I.White）皇皇兩卷本雪萊傳珠玉在前，霍姆斯又“新”在哪里？
位于羅馬的雪萊墓。
書名為“追求”（原文pursuit，亦有追尋之意），雪萊一生在追尋什么？追尋打開神秘自然世界之門的鑰匙，追尋精神上的同路人，追尋詩學藝術之完美，抑或是追尋博愛與和平并茂的自由王國？他的漫漫尋夢路，一以貫之，匯合文學、政治、情感的諸多狂想和目標，驚世駭俗。用霍姆斯的話就是，既追尋“哲學上的立場”，也在找尋安身立命的“地理上的位置”。短短一生三十來年，雪萊不斷被拒斥、否定，又不斷反叛、漂泊、探尋，在動蕩與不安中活得熾熱而濃烈，不問代價幾何。霍姆斯在第一章的標題稱他為“引火者”（fire-raiser，也是縱火者的意思），再恰切不過：雪萊的人生如火一樣熱烈，魅惑、不安分、能量十足、充滿破壞力。而這樣的開篇之名無疑也暗合了“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后來所“創造的火”（creative fire）。霍姆斯對傳主雪萊足跡的“追尋”，充分運用對哈麗雅特信件、瑪麗·雪萊及妹妹克萊兒日記等一手資料之研究，論必有據。有意思的是，霍姆斯幾年前出了一本自傳文集，定名為“這漫長的追尋”（This Long Pursuit），有意暗示其三十余年的傳記寫作路好比一場漫長的探索追尋之路，而頭一站則是對雪萊的“追尋”。字面意義上的“重尋足跡”（footstepping）本身也是霍姆斯寫傳記的一大特點和原則，他認為鉆進圖書館搜尋檔案、廣讀文獻還遠遠不夠，傳記作家必須“回到過去，親身追尋他的主題……必須去傳主生活和工作過的所有地方，去他旅行過和夢過的地方；不僅僅是出生地……還有那些臨時居所”。霍姆斯不惜花費漫長時間沿循傳主的足跡重走一遍他們昔日的“旅程”，在地理上捕捉歷史與時代的智識回音，與此同時深讀其日記、書信，最后再回歸那些業已廣為人知的作品，公正地傾聽他們（“give a fair hearing”），可以說是把自己從外到內“浸沒”于傳主的物理與精神環境里，與之“相遇”，“在想象中握手”（imaginary handshake），或者說“再體驗”（re-live）傳主的生活（這也應當是讀者閱讀作家傳記的理想方式）。
他曾告訴《巴黎評論》，這個習慣始于早年閱讀母親贈予他的《騎驢漫游記》（Travels with a Donkey in the Cévennes），那年18歲，他跑去書中的法國賽文山區，于孤獨的山野感覺自己“看見”了行者史蒂文森。在長達數年的素材準備階段，年輕的霍姆斯不遺余力探尋雪萊150多年前在英國、法國、瑞士和意大利等地的足跡，哪怕只是詩人匆匆經過的無名小城，整理出大量筆記。經如此密集化積累，才會出現浸透同理心的“下筆如有神”。這一優勢尤其在敘述雪萊與幾位女眷一次又一次復雜漫長的旅程時得到充分展現。雪萊走過的路，畫出浪漫主義時期的詩人朋友圈。
雪萊的葬禮。
《雪萊傳：追求》的“新”也許不在取材之“新”，也未必在結論之“新”，而恰恰在于作者的“尋蹤之旅”賦予了它美學上獨特的“直觀性”（immediacy）。對于浪漫主義詩人來說，其游蹤與詩歌之間存在尤為緊密的內在聯系，霍姆斯的“追尋”之旅無疑有利于揭示詩歌創作之地與其“內在景觀”的微妙關聯。
為公眾而寫作
《追求》一書起筆于雪萊的少年時代，意味深長。雪萊自幼異想天開愛冒險，滿腦子天馬行空的幻想，迷戀怪力亂神的哥特式恐怖意象，沉溺于各種古怪神秘的實驗，這與貫穿其后半生的“公社”構想、（三角、四角式）自由之愛、詩歌創新，甚至是瑪麗·雪萊的奇幻小說創作都遙相呼應。霍姆斯開場即以電影化的語言敘述菲爾德莊園里被四個妹妹崇拜的腦洞奇大的兄長（似乎也有意無意暗示了雪萊一生與眾女子的糾葛與羈絆），在天使樂園般優美的開篇之后，作者并未忽略雪萊“躁狂”、反叛和“暴力”的一面，這一點在他進入西翁學院后即昭然可見。霍姆斯追蹤了他這一性格特點，認為它也是雪萊后來詩歌中力量的源頭之一。西翁和伊頓并不愉快的求學經歷深深影響了他日后對權威和社會習俗的觀點。而他的精神“治療者”葛德文作品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在生活中。相比西翁和伊頓，牛津大學的求學經歷在起初要愉快、自由得多，他在那里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摯友霍格。雪萊無神論的信念，對基督的批判意識，以及以自由平等為基的政治、社會觀念都在這段時間慢慢成形。雪萊在霍格寒假論文的基礎上寫出平地驚雷般的《論無神論的必然》，在牛津一石激起千層浪。被學校開除，也因此與父親決裂，開啟自我流放之路。而反叛與漂泊成為貫穿雪萊一生的紅線。雪萊的反基督思想也與反父母權威、反學院權威的觀念暗自相連。決裂意味著決然告別，告別他所處階層的優裕生活，告別家庭財產，告別他的社會地位，擁抱孤寂和清貧。他的斗爭方式迥異于同樣與父親不和的卡夫卡，暴烈而堅決，不計后果；需要資助時，又工于計算，尤為務實。可惜，霍姆斯并沒能以可靠資料深入分析父母、尤其是父親與雪萊的關系對后者的精神影響。一次次深陷經濟窘境，也促使雪萊深化和強化了追求平等公正的政治與社會理想，發展出建立財產共享、男女雜處的烏托邦公社的大膽構想，在好友霍格和妻子哈麗雅特及伊麗莎（后期則換成瑪麗和克萊兒）等組成的四人世界里付諸試驗。在霍姆斯看來，閱讀柏拉圖著作深化了雪萊的這一構想。
電影《瑪麗·雪萊》中的雪萊與妻子。
在無神論之外，人道主義和平均主義統御雪萊的政治思想。踏上愛爾蘭的土地，法律上還未成年的雪萊儼然已成革命者，他在那里接觸到貧困、疾病和冷漠。刊發《告愛爾蘭人民書》，散布革命主張——在天主教漸進主義和暴力革命之間的“潛移默化式”社會改良，也力主出版和新聞自由。霍姆斯的敘述展示了雪萊作為“政治動物”乃至“斗士”的一面。年輕的雪萊沒有生計來源，只能仰賴父親和舅舅的救濟，而這絲毫不妨礙他一腔濟世救民的熱忱。他的“公社”不停搬家，從愛爾蘭至威爾士再到意大利，如隱士游仙一般云游四方；他拉進更多成員，而內部的沖突和爭吵及外部的敵意與威脅從未停休。他的公社里雖然也有低微的仆人，但出身高貴的雪萊階級意識根深蒂固。他雖鼓吹博愛，卻漠視身邊的妻兒。這正是霍姆斯要揭示的雪萊“冷酷、世俗”的一面。不過，霍姆斯似乎傾向于將雪萊“置于道德的基座之上，然后再將他拉下來”（肯尼思·卡梅龍語）。在雪萊踐行浪漫的社會理想的同時，政治論文和詩歌的創作也漸趨成熟，產量隨之走高。《麥布女王》就是這段時期的大作，這是他第一部重要長詩，表達了在政治、宗教和經濟生活上諸多觀點和美好愿景，詩與論文合一，文學與政治學交融，是他個人的“百科全書”。雖然還不成熟，但霍姆斯認為就原創性和構思而言，在當時的英國無出其右。文本分析上，霍姆斯的傳記著意展現雪萊的詩歌靈感與其政治思想之緊密結合。
與葛德文之女瑪麗私奔直至雪萊逝于意大利的這幾年（尤其1817～1821年），是他最重要最高產的創作期；在此期間雪萊不斷完善自己的詩藝文采，也廣泛閱讀、思辨、翻譯、研修。霍姆斯集全書一半筆墨書寫雪萊一生中至關重要的最后幾年，認為雪萊的主要成就在長詩和詩劇，如《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呈現了詩人對時代和社會的政治與哲學思考。至于像《致云雀》等膾炙人口的抒情詩，即便被徐志摩喜贊為“內外通靈的水晶”，但那只是“這顆彗星的彗尾發出的光芒”，在霍姆斯看來不過是他主要創作之外的妙手偶拾。對抒情短詩的輕視或許也是霍姆斯著意顛覆維多利亞時期品位的一個反應。
希臘起義中的拜倫。
對雪萊性格及情感世界的描畫與梳理在這部傳記中占據很重分量，他的熱烈與冷漠，多情與薄情，真心與游戲，錯綜復雜，言之不盡，而世人對其也多有誤解。書的前半部側重寫他與哈麗雅特和希欽納，當然還有霍格，后半部則聚焦他與瑪麗、克萊兒及拜倫的關系，而這些篇章（大致從第十三章開始）無疑是全書最細膩，也是較為精彩的部分（特別是與拜倫的交往史）；與父親，與葛德文的關系則如一條紅線貫穿全書。如果說，寫《論無神論的必然》而被牛津開除是雪萊早年最驚人之舉，那么與哈麗雅特決裂、同導師之女瑪麗私奔則是他后期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前后兩者顯然有聯系，與父親的決裂跟他與哈麗雅特的決裂之間同樣也不乏聯系，可惜霍姆斯并未深入分析雪萊做這些重大決定時背后的原因。在精神分析上的欠缺或許也是作者為人立傳的審慎態度使然。另一方面，作者在傳主所處時代的宏觀歷史背景（比如雪萊“公社”構想在當時的西歐就并非孤例）——從法國大革命到希臘起義——的勾畫上也稍顯單薄，這一點與那位為卡夫卡立傳的德國人萊納·施塔赫形成強烈反差。畢竟在雪萊的世界，政治關懷與詩歌創作至少是并駕齊驅，而政治革命也是其詩歌的重要主題，在他的長詩中就常常閃現政治演說家的激情與力量。
夭折的詩人
雪萊不懈“追求”之結果不啻悲劇，三個孩子或多或少因他夭折，仿佛來自神靈的懲罰；瑪麗與他疏遠，出色的得意之作生前未得發表，詩名未獲認可，私德飽受非議，孜孜以求的政治自由與社會公義不見起色。甚至在他死后數日，《信使報》刊文寫道：“瀆神詩人雪萊已溺亡，現在他知道世界上是否有上帝了。”……可惜，對于天才和預言家而言，雪萊這樣的遭遇在任何時代都不罕見。只是，悲劇事件背后那個“暗沉”的雪萊在維多利亞時期以來因雪萊親友、后人及信徒的刻意掩飾乃至操弄，長期隱而不見，霍姆斯全書則著意打破那圍繞雪萊之死而營建的“似天使”“如云雀”的“脆弱”而又理想化的詩人形象——“魯莽而非脆弱，慷慨而非天使，以自我為中心而非自毀自滅，智識上孤立而非政治上絕望”。
當然，書中也有一些觀點與敘述值得商榷，濟慈無法與雪萊成為摯友，但說他“打心底里厭惡雪萊”是否證據充足？對雪萊行為的解釋隱約有道德及倫理上的預判；對瑪麗·雪萊這個重要人物的展現恐失之偏頗；對《心之靈》等詩（劇）的評斷稍顯草率。
在接受《衛報》采訪時，霍姆斯說：“如果你只是學者，你的故事是死的；如果你只是講故事的好手，那么你的作品會顯得荒唐可笑。”他自己在準備傳主素材時，總采取“雙欄”式記錄法，一面是事件的客觀陳述，另一面則輔以自己的感受和評判。好的作家傳記，生平考證上有史學家的謹嚴，文本分析上有文學家的精細，全局構建上不失小說家的新視野。如此讀來，才既趣味橫生，又不流于虛浮空泛，或如一所江南園林，值得一看再看，且每覽必有新得。霍姆斯的《雪萊傳：追求》也得此風范，即便稱不上斯彭德爵士所謂“有史以來最好雪萊傳記”的盛譽，但時隔近50年，它的魅力全然沒有黯淡下去，至少可取代莫洛亞版成為中文世界雪萊研究的新路標。
文/程衛平
編輯/袁春希
校對/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