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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后都早已過了而立之年，多少人已經邁入了不惑。如今很多的新鮮事物，已經不大愿意去接觸了，平淡的生活幾乎讓我們忘記了曾經的激情歲月。
不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手機已經好幾年沒有換了，感覺已經有點卡，屏保已經有一個小口子也難得換。手機的鈴聲，似乎還是剛剛買手機時設置的，這么多年都沒有變過。平時除了工作打接電話的機會并不多。手機殼子也就湊合著用即可，難得換新的。手機都快用爛了，其中的功能都還沒有完全掌握，也沒有心思去研究了。
還有戰火頻仍中的佛教中國化故事。五胡入華大亂之際，西域胡僧佛圖澄被石勒、石虎奉為國師，他用異能方術與因果學說不斷勸二石效“王者”行“德化”120。后趙滅亡后，佛圖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陽，首次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打破“沙門不敬王者”的教條121。苻堅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占襄陽，道安到長安后向苻堅推薦從未謀面的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苻堅為鳩摩羅什打下西域，但大軍剛將他接到半路，前秦滅亡，16年后后秦將他迎到長安當國師時，推薦他的道安早已圓寂。鳩摩羅什不忘東行初心，譯經數百卷，為大乘中觀佛學與中國古典哲學相通奠定基礎。南北政權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從未中斷，道安的大弟子慧遠南下廬山東林寺傳法，慧遠弟子道生又北上長安向鳩摩羅什求學。與此同時，建康的幾大名僧亦很活躍。其中，法顯從北朝長安越蔥嶺到印度取經，再經南洋海路回歸南朝建康，歷30國15年，一部佛國游記竟成南亞諸國史料的考據。不僅南北，自苻堅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來我往，達摩也因此將禪宗帶到中國。佛教各大學派主要在這300年中創立，經過多番曲折，他們初步理順了佛教與政權的關系，從此確立了“政主教從”；初步理順了佛教與父母的關系，從此因果與孝悌沒有矛盾；初步理順了佛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為日后禪學與理學的發展開啟先聲。
《詠蛙》
《沁園春 長沙》
值得注意者，白居易在入仕之初，其實即有隨遇而安、獨善其身之意，《常樂里閑居偶題十六韻》開頭就說：“帝都名利場，雞鳴無安居。獨有懶慢者，日高頭未梳。”他人的“名利場”與自家的“安居所”對寫，頗有鬧中取靜，忙里偷閑的意味。同年作《早春獨游曲江》：“慵慢疏人事，幽棲遂野情。回看蕓閣笑，不似有浮名。”亦示人以疏懶形象。《長安閑居》云：“風竹松煙晝掩關，意中長似在深山。無人不怪長安住，何獨朝朝暮暮閑？”更是把繁華的長安城視為遠離塵世的深山。作于永貞元年（公元805年）的《早送舉人入試》：“而我常晏起，虛住長安城。春深官又滿，日有歸山情。”歸隱之情比比皆是，這恐怕不能視作簡單的文學修辭，而是白居易心中早已埋下的種子。
《四言詩·祭母文》
斷送一生憔悴，只銷幾個黃昏。
身為蠻族的狄奧多里克還苦心維系羅馬體制，身為羅馬人的拜占庭卻將其一掃而光。歐洲史家認為，如果沒有哥特戰爭，羅馬古典文明不會這么快消失而進入中世紀。這就要怪驕傲的羅馬貴族內心深處永遠不會接受“蠻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羅馬。
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
——文天祥《過零丁洋》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
——綦毋潛《春泛若耶溪》
在族群認同上，歐洲蠻族史力圖徹底切割本族群與羅馬的關系，尋找自己族群遙遠的始祖神話，證明自己是羅馬世界的“外人”；而中國五胡史書都試圖論證部族起源與華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絕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從地緣血緣上自證為炎黃后裔，是華夏的親人60。
連民國代總統李宗仁都感慨地說：“我寧愿繼續做一個誠實的人和可憐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說實話，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組織得這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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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詔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詠所懷》詩中說：“白發來無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鬧，家口莫愁饑。賣卻新昌宅，聊充送老資。”退居洛陽七年后，這處宅第終于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賣掉，從此白居易也完全放棄了對長安的牽念。
育吾兄弟，艱辛備歷。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王國維《蝶戀花·閱盡天涯離別苦》
唐代科舉主要有常選與制舉。常選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六科，其中以進士與明經兩科最盛，進士科的競爭尤為激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謂：“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五十少進士”的說法雖有些夸張，但也部分反映了當時的科場風習。據杜佑《通典》卷十五記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當時進士科的競爭達到百里挑一的程度，許多士子科場蹭蹬，飽經磨難。孟郊四十六歲、姚合四十歲才登進士第，韓愈自謂“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白居易則一舉成名，在后來的“文場苦戰”中連戰連捷，一躍成為轟動京師的科場明星，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
狄奧多里克將朝政托付給波愛修斯，并將波愛修斯兩個年紀很輕的兒子早早封為羅馬執政官。羅馬遺老和哥特新貴常鬧爭端，當羅馬貴族告發狄奧多里克的親侄子霸占了羅馬人的產業，他眼睛都不眨立即強令侄子退還。他對羅馬遺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了怨恨，2萬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帶著憤怒的心情維持著和平和紀律”29。在狄奧多里克統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維持著舊日羅馬的風貌，宏偉的城市，優雅的元老，盛大的節日，虔誠的宗教。
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鶯。
——姜夔《鷓鴣天·元夕有所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
西方諸多學者，如唐寧、查爾斯·蒂利、麥克尼爾和邁克爾·曼等都自信滿滿地認為，西方中世紀的分與亂，反而帶來了進步。因為發生在前現代歐洲的一系列戰爭打出了歐洲的常備軍，打出了歐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與工業資本主義。79 這種低烈度的、持續數百年的、很難把彼此一次性消滅的局部戰爭，使得戰敗的一方可以不斷總結經驗，推動了技術的積累性發展。封建社會的分裂性與階級性有利于商業資本的產生，出現商業控制的獨立城市，會更容易走向資本主義。這種封建制、弱國家、多國競爭體系，是近代歐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