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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情介紹：
沖破弱肉強食的社會進化：《天演論》與魯迅的救亡理想
父親亡故之后，時年17歲的魯迅于1898年離開了故鄉紹興，拿著母親給的一點旅費來到南京，只為上一所無需學費的學校。與此同時，甲午海戰的慘敗給中國學者們心中帶來的危機感也終于在經歷了三年沉淀之后迎來了爆發：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維新黨在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之下推行了戊戌變法，中國歷史上第一本關于進化論的著作——《天演論》也終于問世。戊戌維新的失敗、洋務運動的荒唐以及《天演論》中“社會進化論”的概念都給予魯迅強烈的沖擊。盡管魯迅沒有全盤接受嚴復書中將中國建成殖民帝國的終極理想，但他還是認同了社會思想進化的必要性。不可否認的是，《天演論》傳達的民族救亡危機感是周樹人蛻變成為文豪魯迅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使他得出自己的救亡理論，并直面孱弱思想的病灶。
《天演論》導言一 察變
從達爾文到嚴復
長期以來，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雖然懂得運用西方的科學思想與先進知識來吸引渴望學習先進知識之人成為信眾，但對于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之后引起西方學界的軒然大波，他們盡可能地避而不談。這是因為達爾文的進化觀點從根本顛覆了“上帝創世論”的世界觀。創世論世界觀認為，上帝是全知、全能、至善的；他創造了世間萬物，每一種生物都有其自己的價值與意義，而這其中最重要、最出色的便是人類。而達爾文提出的理論認為，自然界中的生物都從原始生命起源，在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中演化與競爭，而不適應環境的物種則只能迎來滅絕。
盡管十九世紀教會的力量遠沒有伽利略、哥白尼們所處的十六、十七世紀那般，強大到可以逼迫達爾文放棄自己的觀點，但創世論早就已經如同真理一般扎根于西方大眾的意識之中，他們難以接受人類不是上帝的寵兒的事實。雖然達爾文的觀點最終獲得了學界的認可，關于上帝在進化中扮演何種角色的爭議卻持續了很長時間，進化論也沒能徹底說服傳教士們。因此，直到嚴復發表《天演論》之前，進化論在中國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零星記載，其觀點并也沒有得到系統的介紹。
嚴復成長起來的時代，是清王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敗北之后被迫開始部分西化的階段。以張之洞、李鴻章等“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的人推行的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為主旨的洋務運動，試圖將西方先進的軍事與科學技術和理論引進中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清政府的官派留學生們被送往西方學習，這同時也給了學生們接觸西方社會與人文理論的機會。嚴復正是其中之一，1877年，已經從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并有了五年實踐經驗的他被派往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在英國期間他與駐英國公使郭嵩燾熟識，兩人時常日夜不休地討論、對比中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因此可以推測，嚴復在1879年學成回國之前已經對進化論有了認識。不過，剛剛學成回國的嚴復還沒有強烈的動機將進化論引入中國。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里曾經論述道：“古語說得好：‘學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推行“中體西用”的清朝官員與學者們對西方技術的渴求本身就是“戰敗”這種殘酷的學習的結果。同樣，當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對包括嚴復在內的中國學者們產生了強烈的沖擊之時，他曾經讀過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字面翻譯應為“最適宜者生存”，是出自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創立者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之語，而非達爾文本人的觀點。達爾文并沒有強調“最適宜”，而是認為不同物種有自己適應環境的方式），讓他看到了清朝在一次次的戰敗后最終淪為西方列強的獵物的結局。他意圖將中國的不足以科學理論的方式展現出來，再闡述自己救國的思想與方式。
嚴復從一開始便把進化論看作是一個警醒國人的工具，并打算借助其作為西方科學的權威性來為自己的民族救亡的理論背書。因此，嚴復沒有選擇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或《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他選擇了達爾文的好友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進行翻譯。并且嚴復經常從赫胥黎的原文中脫離出來，把赫胥黎與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觀點做對比，同時加以評述。
查爾斯·達爾文（左）與托馬斯·赫胥黎
選擇“天演”一詞作為evolution（進化）的譯文，嚴復有目的地強調了進化論作為“天”的行為的權威性。他在“導言一察變”中寫道：
“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為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類為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于大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及凡週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者焉。夫而后獨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嚴復認為所有生靈都必須參與天演的“一爭一擇”，人類社會也不能例外。“物競”與“天擇”被他看作是分開的兩個概念。他對“物競”的解釋是“物爭自存”，即生物為了自己的存亡而斗爭，而“天擇”是上天對物種的存續與滅絕做出選擇，這是基于生物的競爭之上的。嚴復的讀者——仍然對1895年的戰敗記憶猶新的中國人——自然會感同身受，意識到戰敗的清國是因為弱小而被不斷欺凌，正逐漸滑入被弱肉強食的世界所淘汰的滅絕危機。篤信社會進化的嚴復認為，自然選擇并非完全是對人類發展與進步的破壞，人首先要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被“天擇”所青睞。就是說：中國自救的方式只有首先參與西方社會的爭斗（物競），哪怕在殘酷競爭中生存之后，也可能因為天災而滅亡，但弱小則只有注定的毀滅。
超越思想壁壘之路
魯迅在南京的成長經歷充分體現了他所處那個年代讀書人的迷茫。對西方文化的不屑和仇視已經基本消退，但傳統讀書人的固步自封還遠談不上徹底結束。由于學校有一位新黨總辦，“看新書的風氣”才在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流行起來，魯迅也得以知曉《天演論》的存在，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他對這本書的癡迷來源于書中介紹的西方學者以及他們的思想，這和他在生活中處處都能感受到的腐朽氣息截然不同。接下來的故事讀者們耳熟能詳，從礦路學堂畢業后陷入迷茫的魯迅前往日本，卻在東京看到把辮子盤成富士山一樣的清國留學生跳舞作樂；在懷著將國人從害死他父親那樣的庸醫手中解救出來的理想只身前往仙臺學醫之后，他又在幻燈片里看到了日俄戰爭中的行刑畫面和自己麻木的同胞。盡管在《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魯迅都寫到了這樣一個幻燈片場景，但在日本東北大學（魯迅當年就讀的仙臺醫學院后來成為東北帝國大學的一部分，1947年東北帝國大學改名東北大學，現今仍是日本頂尖高校之一）檔案館所收集的魯迅相關資料里，并沒有找到行刑的那張幻燈玻璃版。無論是影片在歲月中遺失，還是魯迅記憶偏差或是主動進行了藝術加工，其實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魯迅的記錄本身體現了他的思想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而這一影響一直持續到魯迅寫作的20世紀20年代。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魯迅在《吶喊》自序中便認定“愚弱”這種精神上的落后只能被人奴役而沒有自身價值。魯迅1904年離開仙臺返回東京，學習德語。他認為文藝運動是改變全體國民精神的必要途徑，這和嚴復在《天演論》中表達的觀點十分相近；通過“導言十二人群”和“導言十七善群”，嚴復論述了人類因為團結于群體之中而興盛，群體發達則受到自然選擇（天行）的影響變小，反之群體如果羸弱則更容易被自然選擇淘汰。因此，避免滅絕的唯一方式就是順應潮流、作為社會整體主動進化。
嚴復強調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其國家強盛程度的聯系。他認為，系統化的教育是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的根本方式；而使民眾在精神層面上轉變為國家公民的這一過程，也是使其成為社會環境的“適者”，并最終得以生存的根本。從這一層面看，魯迅以及陳獨秀、胡適等其他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對科學與民主思想的推行，是嚴復社會進化理論的延續。
1910年代持續的軍閥爭斗以及袁世凱復辟尊儒家思想為國教、張勛扶持溥儀復辟的事件讓魯迅等人意識到，沒有教育與思想改革的政治改革只是空談，儒家綱常對思想的壓迫只會產生出新的暴君與順民。可事實上，嚴復與魯迅等人自身也深受影響的儒家傳統思想與禮教的影響。他們身為讀書人便自動肩負起救國責任的使命感，來源于傳統科舉體制所培養出的歷史常態。只是與嚴復不同的是，魯迅陷入了不得不嘗試摧毀培養出自己的思想環境的掙扎之中，所以他的救亡思想最終走向了與《天演論》截然不同的路。
嚴復認為“以群為治”是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案，正如《天演論》成書十多年前在日本盛行的“脫亞入歐”理論一樣，嚴復也自然而然地把歐美列強看作進化的方向。嚴復對比了英人的殖民統治和海外華人在外的境遇而感嘆：“天演之說，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其理將愈明而易見。今設英倫有數十百民，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發愿前往新地開墾……中國廿馀口之租界，英人處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隱若敵國矣。吾閩粵民走南洋美洲者，所在以億計，然終不免為人臧獲被驅斥也。悲夫！”由此可以看出，嚴復的終極理想是清國能夠成為帝國主義殖民國家，而并沒有對國家的形式以及社會的制度進行批判。
魯迅和嚴復
然而，魯迅認為《天演論》的觀點存在一個巨大漏洞——對西方帝國主義世界觀的照單全收。在1908年出版的《文化偏至論》中，魯迅（彼時使用另一筆名“訊飛”）批判了近代一些中國人“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的崇洋媚外而毫無自身思考的現象。這雖然不是在說嚴復思想膚淺，但他看到了自由主義思想的興盛，同時憂慮中國正在接納帝國主義這一即將在20世紀被淘汰的西方文明的歷史殘渣并奉為真理，這將讓本就飽受陳舊思想束縛的中國進一步陷入泥潭之中：“顧新者雖作，舊亦未僵，方遍滿歐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擾遠東，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于新夢，沖決囂叫，狀尤狂酲。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偽，且復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
魯迅認為西方興起的“非物質、重個人”思潮會帶來帝國主義弱肉強食世界觀的終結，其終將追隨已經結束的19世紀進入歷史垃圾堆，而“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因此嚴復的“以群而治”也就沒了價值。但這不意味著進化思想本身的無意義，反而體現出其對魯迅影響之深——他脫離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提出了以平等與獨立思考為力量根據的社會進化之路，并以一個戰士的身份同自身的傳統文化起源痛苦地戰斗。
結語
《天演論》的問世起源于甲午海戰對清末知識分子的沖擊；嚴復著書立論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將進化論單純地作為西方的先進知識引進中國或是簡單分析進化的意義，而是把進化論視為一口刻著“弱者民族滅絕”的警鐘來引進并敲響。這本書為進化論在中國所定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基調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概念影響了魯迅青年時代的成長，使其產生了對中國陳腐思想進行革新的觀點。他認同了社會進化的必要性，卻否定了嚴復提出的目的。從根源上，嚴復冀希于清國國民能夠將學習西方的人文建設、使自己的祖國不至于在虎狼環顧的黑暗森林中被西方列強獵食的愿景，和魯迅不甘于國民只擁有強壯的體魄而靈魂孱弱、成為精神層面的弱者的擔憂，都來源于扎根在他們思想深處的傳統文化對讀書人救國救民的使命感。
《天演論》引進的進化思想給了魯迅一把切開病變的手術刀，而魯迅不得不在攻擊病灶的同時，也直面傳統思想的善，以及其與自身的緊密聯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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