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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頁是國際通用按企業性質和產品類別編排的電話號碼簿，以刊登企業名、地址、電話號碼為主體內容，國際慣例用黃色紙張印制，故稱黃頁（yellow pages）。1880年世界上第一本黃頁在美國問世，據說印制的工廠因庫存白紙不夠，臨時改用黃紙替代，沒想到印制的效果比白紙好，于是以后電話號碼簿都用黃紙印刷，成了全世界的慣例。即使并非黃紙印制的，也稱為黃頁。黃頁相當于一個城市或地區的工商企業的戶口本，流傳至今。
張元濟1917年6月15日日記“編譯”欄寫道：“錫三來言，本館可做一《中國行名簿》，將《上海指南》修改。約到所商量。”（《張元濟全集》第6卷，第216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12月）錫三，姓周，商務編譯所成員，時已調發行所西書股。他向張元濟建議乘修改《上海指南》機會，編一本“中國行名簿”。西書股負責人的身份常與外商打交道，顯然知曉黃頁的作用。張元濟立即敏感地捕捉到部屬的創意，“約到所商量”，并很快決定以上海為范圍，由編譯所資深編輯徐珂（仲可）主持編纂。四個月后的10月13日，他就抓進度。這一天與高夢旦一起請來徐珂面商，日記中寫道：“查《商業名簿》現在辦理情形。面告仲可，隨到隨編，隨分類。仲可言人手不敷，請伯訓另行短雇。”（同上，第266頁）要在短時期內調查到上萬家工商企業的信息，并非易事，人手不夠確是事實，張當即請編譯所總務江畬經（伯訓）安排添人。
涉及全上海企業的信息，有沒有法律方面問題？張元濟考慮周全，請來商務印書館法律顧問丁榕咨詢。“丁云并無不合，但能稍改避最好。余告以擬改用部號編次，另編索引。”（1917年12月10日日記）所謂“用部號編次”，大約指除按行業分類，并依企業名排列，類似人名按姓氏筆畫為序一樣，不分企業大小，體現公平原則。原先書名叫《上海商業名簿》，后改“簿”為“錄”則是總經理高鳳池的主意。1917年12月12日高鳳池致張元濟信，“論萬函校廣告及《上海商業名簿》事，勸余通融。”次日張親自“查《名簿》調查稿”，并復高信：“謂《上海商業名簿》可改《名錄》。函校廣告事決不成訟。”（同上，第293、295頁）萬函校，指萬國函授學堂，位于英租界四川路的一所英文學校。商務有英文函授學社，“函校廣告事”，顯然因二者名稱接近在《商業名簿》上的位置產生分歧。從后來《上海商業名錄》封面刊登萬函校的廣告來分析，高鳳池的“通融”建議也得到體現。“錄”比“簿”確實有更多現代氣息，張從善如流，很快接受高的意見。一字之改，商務最高層的幾位都參與了該書的決策與編印事宜。
日歷翻到1918年。1月2日，張元濟上班第一天的館事日記就記下“催商業名簿”的備忘錄。該書到1918年2月截稿，進入排版階段。2月16日，張與高夢旦商議，“《商業名錄》改直行，夢翁所擬甚合式，可以排版”（同上，第329頁）。兩天后，編譯、印刷、發行“三所會議商定”幾種書的排印事宜，第一種即是《商業名錄》。但該書篇幅多，稿件發排一時跟不上，又有大量廣告、圖片和各種花邊圖案，排印難度也大。到3月18日進展不快，高夢旦致函張元濟：“《商業名錄》已催，非兩個月不能出版”（同上，第347頁）。3月23日星期六，張元濟親自過問此事：“催仲可發《中國名錄》，云再經廿日可發完。”（同上，第350頁）“中國名錄”當為“商業名錄”之筆誤。4月5日張在日記“編譯”欄特別記有這樣一條：“《商業名錄》每本須加明信片一張，備人改正送還。”（同上，第356頁）中國編印黃頁本是首次，一定會有不周全的地方，希望用戶有所指正，信息及時反饋。出版家想得多么周到啊！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列強國家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商品傾銷有所緩和；交戰國大肆擴軍備戰，民用工業凋敝，日用品不足，生活類商品急需進口。這給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加上民國的建立，提高了民族工商業者的社會政治地位，政府與社會輿論又倡導使用國貨，從而激發了他們振興實業的熱情。上海是中國工商業中心，商務印書館這部《上海商業名錄》收錄各行各業大小企業達萬戶以上，正是民初伊始至30年代中期我國工商業“黃金時代”的真實記錄。
初版《上海商業名錄凡例》云：“東西各國名城巨埠，皆有專書，紀述商業，以為顧客之指南。所以使人知其所在地，不至迷途，俗所稱行名簿者是也。上海為吾國第一大埠，為航路之中心點，坐賈行商，咸集于此。且自民國以來，道路日辟，店肆日增，或以售貨至，或以購物來，固無不欲詳悉一切也。本館有見于此，乃遂有《上海商業名錄》之作。”“本書分二百二十余類，所錄幾及萬家。凡上海之巨大商業，為調查時所已有者，幾已悉數載入。”（《上海商業名錄》原書，商務印書館1918年7月初版本）各家企業記載的項目，已與世界通行的黃頁“接軌”，包括牌號、所在地、附近地址、經理人及重要職員姓名，以及電報掛號與電話號碼。實際上有許多企業沒注明電話號碼，顯然是那時電話尚未普及的緣故。
1920年4月第二版 徐珂編纂718頁
1922年11月第三版 徐珂編纂704頁
1925年3月 第四版 林震編纂535頁
1928年3月 第五版 林震編纂582頁
1931年4月 第六版 商務印書館廣告公司編輯741頁
《名錄》各版都有修改，內容不完全相同。全書編排上也頗具匠心，除目錄外，還編有索引，查閱方便。《上海商業名錄》第三版開始，體例上有所改變。全書分金融、交通、介紹、進出口、雜貨、書報學校、美術品、儀器文具、金屬、建筑、染織、綢布、衣著、妝飾品、日用品、燃料、飲食品、農牧、醫藥、客棧、包裝、游覽與附錄，計23個總類，每個總類下設若干子目，共260余項。總類即大行業，子目指“歸口”的小行業。比之初版不設總類，查閱更加方便。如金融類就包括會計、金、銀行、銀號、匯票、錢莊、公估、銀爐、貸押、典質、股票、交易所、儲蓄、
保險等十余項。進出口類按地域分“幫”，加上國外達44項之多，具體的商行超過百家。日用品類子目非常細，陶器、瓷器、木器、外國木器、藤竹器、皮箱、鐵箱、木箱、紙匣、氈毯、坐褥、席、刷、傘、鐘表、水煙袋、秤與剪刀，都單獨列項，達18項之多，記載商號數百家。該書初版收錄各類企業達萬戶，1928年第五版已擴增至1.2萬余家。以金融類的銀行為例，由82家增至115家。1920年代初，上海除銀行外的金融機構還有銀號48家、匯票行48家、錢莊170家、公估2家、銀爐20余家，加上典當、股票交易所、保險公司等，可以說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金融網絡，顯示出上海作為金融中心的時代特征。這與清末與民國初的幾年，是完全不同的現象。
中文綜合性報紙有《申報》《民國日報》《神州日報》《時報》《新聞報》《新申報》《時事新報》等約6、7家，其余《大世界報》《小新聞》《友聲日報》《笑舞臺報》《新游戲》《新舞臺報》《圖畫報》《鳴報》《滬報》等大都屬于消閑性小報。至于《亞洲日報》《飛艇》《新浦東報》《電光報》等，組織情形不詳。有幾家實際上為外國通訊社，并非報紙，如“東方通訊社”系日本在華最早設立的通訊社，“路透公司”大約即英國的路透社遠東分社，至于“志誠堂新聞館”，連權威的《上海新聞志》里也難找到。
當時中華書局正遇上“民六危機”，早先的“八大雜志”大都停刊（《中華教育界》尚存），以后陸續復刊，不然這里不會沒有中華書局的期刊出現。《上海商業名錄》第二版開始則有了中華書局的雜志。
本館創業迄今，已歷二十余載。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廠地七十余畝，分館四十余處，職工三千余人。敦聘海內外名人，及東西洋留學博士、碩士、學士，分任編譯，出版圖書三千數百種，一萬余冊。并延請歐美專門技師，研究印刷，制造印版，及各種機器、儀器、文具，精益求精，不遺余力。近復添購各種新式機器，其最精者能以毛紙印精細之圖畫，最快者一點鐘能印至四千張。又有世界第二大照相鏡，凡縱四十寸、橫三十寸之圖畫，可以全幅拍照。又有花洋鐵皮印機，能在洋鐵上印五彩精細圖畫，可制罐、匣、瓶、盒之用。此項印機第一次到華，只有本館一家。此皆全國所無而本館獨具之特色也。
第431頁）三個月取得如此成績，證明首部企業黃頁的成功。該書的廣告也為商務獲得實利。張元濟1919年1月2日日記“財政”欄記云：“七年（1918）分廣告共收”，書籍項下11678.66元，“最多者”即《商業名錄》2044.20元，次《東方雜志》2041.10元，次1919年歷本
《名錄》按張元濟的策劃，書后印有回收的明信片，效果很好，得到許多反饋信息。張又在1919年4月7日日記“編譯”欄第一項記云：“《商業名錄》應著手調查。夢（旦）復，已著手，存書無多。”（同上，第50頁）于是《名錄》第二版提上日程。張還就萬國函授學校在《名錄》刊登廣告后的效果，作了調查。自1918年7月至1919年6月止，商務《英文雜志》得學生24人，《英語周刊》40余人，《東方雜志》1人，《袖珍日記》6人，其他260余人（1919年9月5日日記）。可見張元濟對該書的重視程度。
7月第1版）第四至第六冊，罕見書成了易得書。我衷心盼望《上海商業名錄》各個版本也能照樣影印問世。套用上述廣告詞中語，希望能成“學界之南針”“研究者之寶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