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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2月15日電 題：講述奮斗故事 感悟時代脈動——全國新聞戰線開展“新春走基層”活動綜述
新華社記者王思北
虎躍山河壯，神州萬象新。
作為迎接黨的二十大主題宣傳的重要開篇，2022年“新春走基層”活動開展以來，各新聞單位積極組織廣大編輯記者深入基層一線、深入群眾生產生活，熱情書寫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生動呈現祖國各地欣欣向榮、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美好景象。
自“新春走基層”開欄以來，人民日報社百余名記者深入基層一線，記錄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感受昂揚奮進的時代脈動，推出“讓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一線調研”“特別報道”等多個子欄目，呈現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度、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一個用奮斗開創未來的民族，刊發的《電商來到小山村之后……》《日子像花兒一樣》等稿件受到讀者好評。
新華社派出450余名文字、圖片、視頻記者組成100余路全媒體采訪小分隊奔赴鄉村田野、城市街區、工廠車間、邊疆哨所、春運現場、防疫一線，通過見聞式、體驗式、回訪式等多種報道形式，推出《翻過“貧困山” 走進“幸福年”——年貨大集里的鄉村振興新圖景》《“苦藥材”熬出“甜日子”——青?；ブ杭冶ご宓泥l村振興“密碼”》《春運，高原復興號首次加入！》等一批重點融合報道，全面展現新時代人民生活新面貌、社會發展新成就，生動描繪祖國各地欣欣向榮美好圖景。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選派近500名骨干記者組成的“新春走基層”報道團隊奔赴祖國大江南北，原汁原味記錄各地各部門的奮斗故事，直觀展現中國的發展活力、人民的精神風貌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增強各族群眾為中國夢而團結奮斗的信心和力量。
“既然選擇了走基層，就必須要走到基層的每一個角落。”在海拔4600多米的西藏軍區標沙拉錯哨點，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軍事部記者劉笑宇在狂風暴雪中克服身體嚴重不適，用鏡頭記錄下戍邊戰士們的堅守和對祖國清澈的愛，“當我和官兵們站在邊境線展開國旗宣示主權時，胸中也和大家一樣充滿驕傲和自豪，我當時就下定決心，再難、再苦，也要講好這里的故事?！?/p>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軍事部記者劉笑宇（右一）和西藏軍區標沙拉錯哨點的官兵一同在海拔近5000米的邊防線巡邏。
在堅韌不拔、欣欣向榮的中國，處處都有踔厲奮發、篤行不怠的奮斗故事。透過記者的筆觸和鏡頭，人們見證著來自基層一線的新氣象新風貌。
光明日報開設“各地見聞”“精心呵護城鎮‘微細胞’”“今年寒假孩子們這樣過”“春耕時節，我們在行動”等“新春走基層”子欄目。同時，光明日報各新媒體平臺上的“新春走基層”活動也同步開展，以短視頻、圖片、漫畫等多種形式，捕捉這個春天里的團聚、祝福、期盼和堅守。
1月29日凌晨，光明日報記者彭景暉（右二）等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高碑店派出所采訪。
中國日報充分發揮外宣特色，開設專欄專題，圍繞歡度春節、節日堅守、春節+冬奧、民俗文化等主題，深入基層采寫鮮活報道，以海報、微視頻、漫畫、圖文、圖解等融媒體形態全景立體式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喜迎春節的全貌。
路途漫漫，收獲滿滿。走進麗江市玉龍縣大具鄉，中國日報云南記者站站長李映青感嘆每次“新春走基層”都有新發現。“這種發現帶來的驚喜是坐在辦公室里感受不到的，因為最美的風景、最生動的故事都在基層！”李映青說。
在北京頤和園，北京日報記者代麗麗被市民參與冰雪運動的熱情所感染，她將所見所聞寫進報道中，希望把這份熱情傳遞給更多讀者。“正是這次‘新春走基層’采訪，讓我感受到冰雪運動給北京這座‘雙奧之城’帶來的活力與變化?！贝慃愓f。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萬家燈火的美好圖景中，總有人在為你我守候。
解放軍報開設“新春走軍營”專欄，組織記者兵分多路，上高山海島、訪邊防哨所、踏林海雪原，生動記錄萬家燈火團圓時駐守在祖國各地官兵無悔奉獻的身影，為廣大讀者呈現出一個個強軍故事和一幅幅練兵備戰圖景。人民公安報社派出16路融媒體小組奔赴一線，全面報道各地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輔警在冬奧安保、春運春節安保、疫情防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一線堅守崗位、維護穩定、服務群眾的感人故事。
人民公安報記者邵磊（左一）在采訪北京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執勤一大隊奧運安保民警。
通過采訪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冬奧專區入境通道的執勤民警，人民公安報記者邵磊深感，冬奧安保堅固防線的背后，是移民管理警察堅守國門一線的忠誠和無畏?！八麄兘洑v危險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安全，他們放棄團圓是為了守衛更多的團圓。”這次采訪，讓邵磊愈發清晰地看到了平安中國波瀾壯闊的大美畫卷。
體味平凡中的不凡，感悟堅守的力量，收獲身邊的感動。
“對于一名年輕記者來說，這次‘新春走基層’的采訪經歷彌足珍貴?！贝汗澢跋?，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戴威和同事穿過街頭巷陌，探訪城市角落，觸摸寒冬中的“城市體溫”。在銅陵長江大橋上，戴威記錄下26歲警員何賽賽冒著江風和雨雪保障交通順暢的一幕。
“只有真正走進新聞現場，俯下身子‘抓活魚’，才能采寫出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的新聞作品?！贝魍f，今后將繼續深入基層，用筆記錄美好時代，用鏡頭定格暖心瞬間，講好中國故事。（參與采寫：王君璐）
來源:文匯報
作為德語世界中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中國典籍之一，《道德經》的德語譯本眾多：荷蘭奈梅亨大學教授克努特·瓦爾夫主編的《西方道學目錄》第六版中，收錄的從1870年到2009年《道德經》德譯本，計有103種之多。
德語世界對老子的關注可追溯到18世紀。老子學說在進入德語國家學術界之初并未引起學者們的太多關注，對老子及其學說的介紹主要散見于德語學者們所著哲學書籍的中國部分，如語言學家約翰·法布茨斯在《學識通史概論》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性?？档略?794年發表的《萬物的終結》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專門研究老子及《道德經》的文獻資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經常作為當時在西方世界甚為流行的儒家學說的補充，如赫爾德在《人類歷史哲學的概念》中描寫了中國寬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來自西方的猶太人和耶穌會士均和平相處。
直至1870年波萊恩克那教士和神學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為名出版了最初的兩個《道德經》德語全譯本后，老子學說才開始在德語世界迅速傳播，在百余年歷程中出現了數次“老子熱”，《道德經》成為德語世界譯本數量最多的中國典籍?？v觀德語世界對《道德經》的譯介史，整體而言可分為德譯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發展（1933年-1945年）、逐漸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發展（1900年至今）四個階段。
德譯肇始：第一次“道”的熱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經》德譯的肇始階段。期間，德語世界出現了第一次傳播和研究《道德經》的熱潮。這一階段正是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飽受戰亂折磨的動蕩時期，知識分子們轉而在東方思想中尋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東方文化研究成為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學術界的新熱潮。然而，來自遙遠國度的東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會土壤上生根發芽并不容易。正如遠赴中國的“索隱派”傳教士為了將基督教帶入中國民眾的生活中而將《圣經》和中國古代典籍進行類比，早期的《道德經》德譯者們也同樣希望找出老子學說與基督教之間的相似之處，以此為突破口，讓德國讀者更容易接受這部來自古老東方的哲學典籍。因此，該階段的許多譯者將《道德經》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們的翻譯或滲入過多宗教因素，或因為語言不通而謬誤百出，或僅是曇花一現之作，但這些水準參差不齊的譯本卻奠定了《道德經》和老子學說在德語世界傳播的重要基礎。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諾阿克翻譯的《老子的道德經》便是早期質量欠佳的譯本之一。譯者將“道”翻譯為“神”（Gott），“德”為“美德”（Tugend），并且將《道德經》視作一本關于宗教和美德的書。該階段也有學院派譯者，如東方學家魯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學說》為題出版了《道德經》譯本。與其他譯者根據原著順序翻譯不同的是，他嘗試將《道德經》分為“道”本身、“道”作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與人類的起源、圣賢和社會倫理學以及統治者等不同主題，并分類翻譯《道德經》的不同章節。此時，其他領域的學者也開始翻譯《道德經》，如歷史文化小說家亞歷山大·烏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譯作《老子的軌道與正道》，這是譯者將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譯本再轉譯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識，改譯本與原文偏差較大，但是在《道德經》德譯第一階段，這部譯作卻獲得較大的認同并影響了許多后繼譯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間共在不同出版社發行了6次。
在肇始階段雖然許多譯本質量不盡如人意，但該時期也出現了最經典的《道德經》徳譯本：1911年出版的由衛禮賢翻譯的名為《老子·道德經·老子的“道”與“德”之書》。這部譯本以嚴謹的考據、精準的翻譯成為最具影響力和最暢銷的德語譯本之一，直到現在仍不斷再版。衛禮賢的譯本也成為眾多后繼譯者的重要參考版本，并對《道德經》的讀者影響深遠。
接觸到《道德經》的青年學者們極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無為”思想，詩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將變得本質！老子》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克拉彭德將老子視為深醉于自我內在的神秘主義者，其學說的核心是：人不應該追求外在的生活，而應通向內在生活，同時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與柏拉圖、尼采一樣是詩人哲學家。
初步發展：發展與停滯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德語世界的《道德經》譯介呈現繁榮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國年輕詩人和學者中的接受度達到了最高潮，德語世界對《道德經》的翻譯和研究也引起了歐洲漢學界的廣泛關注。然而，這一局面隨著希特勒上臺而逐漸被阻斷，“1927年后幾乎沒有《道德經》譯本出版”。許多譯者迫于政治壓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發行，或選擇將譯本在國外出版。
北京大學德語系洪濤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為 該 階 段《道德經》翻譯乃至德國漢學研究作出巨大貢獻。他于1924年在北京創辦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楊樹島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兩國文史文獻。弗朗茨·埃森的譯作《老子·道德經》正是在1941年由楊樹島印刷局發行。譯者認為《道德經》并不是老子的個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將他生活時代流行的成語、生活格言、民間諺語、教育格言等整理創作而成。第二年，洪濤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譯作《老子：作為世界法則和模版的“一”》。他原計劃將此書歸入自己主編的叢書《思想》中，由柏林的亞特蘭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戰爭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發行，因而洪濤生在楊樹島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譯本。雖然該譯本并未附上譯者的闡釋，但由于洪濤生在華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觸中國文化，較之同時期的其他譯本，該譯本具有較強可讀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堅持傳播中國文化的努力更讓人欽佩。
曾在華任教的另一位德國漢學家魯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該階段值得重點關注的譯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譯本《老子，永恒的引導和力量：〈道德經〉》中將《道德經》視為中國歷史傳統的混合物，不同來源的異質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經》中，普通的觀點與深刻的道理相輔相成。魯雅文對“道”的獨特理解也是該譯本的創新之處，他認為老子來源于亞洲母系社會，并從《道德經》中看到這位偉大智者的母權意識，因此他將“道”翻譯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偉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學概念。
逐漸多元：秉承與創新
二戰后，德國漢學研究經歷了戰后重建、東西德的不同發展到兩德統一之后的各高校漢學系和漢學研究所齊頭并進、各有側重的局面。在此階段，《道德經》的翻譯和研究逐漸成為德國漢學重要組成部分，呈現多元化、學術化和國際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現是，不少譯本是從其他語言轉譯為德語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為《老子》的譯本就是德國的日本文學研究者戈羅夫·戈登何文將林語堂于1948年在美國藍登書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轉譯。譯者扎實的語言功底和對林版的理解，為讀者呈現了較完美的譯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該譯本同樣也是德譯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隨著德國漢學的重建，戰后畢業的第一批漢學博士逐漸成為西德漢學界的領軍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譯作《老子·道德經》。譯者過硬的專業知識和語言功底讓該譯本成為20世紀中期最經典的《道德經》徳譯本之一，漢學家顧彬稱其為“語言最優美的譯本”，德語文學翻譯家楊武能也將該譯本稱為“最為人稱道的一個譯本”。德博提出在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文在表達上的樸素和思想上的純潔，盡量避免由于對古文的誤解、省略、錯誤記錄而攪亂了翻譯作品質量。
奧地利漢學家、翻譯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經》是20世紀中期的另一部經典譯作。譯者認為翻譯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對概念的把握，因為《道德經》中許多概念都是多義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確給出這些概念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具體相關信息，而譯者則需要從傳統的翻譯觀點中解脫，因此施瓦茨嘗試縮小中文和德文之間的語言差別，譬如原著中單獨漢字可以作為名詞、動詞或形容詞等使用，為了在譯文中保持漢語的這個特點，施瓦茨還在譯文中大膽嘗試模糊名詞和動詞。
全面發展：新研究與新譯本的結合
兩德合并之后，隨著全球一體化發展，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對當代中國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為學術界新的研究增長點。在此背景下，德語世界的漢學研究開始產生中國學轉向，傳統的漢學逐漸被與時代發展緊密結合的中國學代替。新機遇也為漢學研究者帶去新挑戰，他們的研究成果在該階段需滿足國際化需求，研究者們應具備國際化視野。受此影響，《道德經》在德語世界的翻譯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現為德譯者們將《道德經》的翻譯與中國內的學術新成果相結合。
1995年，由費希爾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經·馬王堆帛書版》是在德語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馬王堆帛書《老子》的德譯本。譯者是當代漢學學者漢斯－格奧尓格·梅勒，他認為現有的《道德經》徳譯本幾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經注》為底本，而《道德經》注釋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樣具有很強的翻譯價值。帛書《老子》是更客觀、更忠實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學術價值。
漢學研究者安斯蓋·蓋斯特納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個譯本的翻譯和評論》是一部長達500多頁的巨著。該書除了將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翻成德語之外，還在譯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馬王堆帛書《老子》及楚墓竹簡《老子》相關原文，且在每章對應的注解中解釋各版本的異同。譯者在翻譯時并非以將《道德經》的語言轉換成更接近德語的表達作為目標，而是力圖接近原文，希望將譯作以一種異國化的語言形式展示給德國讀者。
2011年出版的漢學家顧彬教授翻譯的《老子·原文》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譯本之一，這也是首部由德國學者翻譯的簡本《老子》。顧彬認為在早期的譯介發展中，老子被人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環，而當代的翻譯需要將老子“去神化”，用客觀的翻譯和闡釋將老子拉下神壇。
整體而言，德語世界的《道德經》譯介歷經100多年的發展，其譯介方式從譯者們盡力呈現《道德經》原文，發展到研究者們將中國最新的《道德經》研究情況介紹至德國。百年譯介，百種版本，老子《道德經》在德語世界經歷無數的變異與融合，最終走進了德國讀者的內心。（唐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