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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府本是掌管宮廷樂器制作與各類俗樂的朝廷音樂機構。漢武帝“乃立樂府”，遍采各地風謠以“觀風俗、知薄厚”，又“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讓樂府取代太樂為郊祀之禮配樂，由此擴大了樂府的職能和規模，提高了樂府在朝廷禮樂文化建設方面的地位。班固《漢書·禮樂志》與《藝文志》不僅給“樂府”安排了一個有序的歷史邏輯，還通過一系列書寫策略，把“樂府”建構成符合儒家禮樂觀念的理想化樂署，引發后世文人對“樂府”的青睞與追捧。雖自哀帝罷樂府后，歷代未見以“樂府”為名的樂署，但都不乏文人或史家習慣性地以“樂府”泛稱樂署或樂官。且隨文人擬古樂府的發展，“樂府”逐漸有了詩體含義，成了入樂歌辭、樂府機關收錄作品、文人樂府古題與新樂府等的通稱。
“樂府”歷經長期層累，至唐始有明確的詩體觀念與詩體自覺，并終賴郭茂倩《樂府詩集》的編撰，才有相對穩定、科學和普遍認可的內涵界定。
所謂漢樂府、漢魏樂府、南朝或北朝樂府之類，實際均為后人概稱。因文獻闕如，最早以“樂府”稱詩體始于何人難以詳知。建安、魏晉已有文人樂府古題，但未見作者自稱“樂府”。《晉書·王敦傳》謂“（敦）每酒后輒詠魏武帝樂府歌”，但此實乃唐人編史時兼采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時的說法，非晉人之稱。鮑照《松柏篇序》有“傅玄集”“樂府詩龜鶴篇”，但不知序中“樂府詩”是《傅玄集》原有，還是鮑照對傅詩的稱呼，估視鮑照為今存最早明確稱詩為樂府者。沈約《宋書·自序》稱其祖沈林子“所著詩、賦……樂府、表、箋”等121首，伯父沈亮“所著詩、賦……樂府、挽歌、連珠”等189首，樂府是與詩對舉出現的文體。因二人樂府作品未見流傳，且沈亮尚有后世視為樂府的挽歌一類，故難知沈約所說樂府為何樣文體。
《宋書·樂志》立足禮樂發展視角，詳錄漢魏以降郊廟、相和、清商三調歌詩與鼙舞歌辭，以及班固未錄之漢鼓吹鐃歌與后人改制的組歌。這些品類多樣的入樂歌辭，沈約雖未明確統稱樂府，但通過《宋書》其他一些史料可以判斷，它們在沈約意識中均是詩體概念的“樂府”。如《鮑照傳》謂鮑照“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明確稱鮑照擬古題而作者為“古樂府”。《志序》又謂“郊廟樂章，每隨世改”，“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其“今鼓吹鐃歌”與“今樂府鐃歌”實際均指《樂志》所收“今鼓吹鐃歌詞”三篇，即樂人以音聲相傳而致訓詁不可復解的《上邪》《晚芝》和《艾如張》，則沈約已稱郊廟、鼓吹等樂章為“樂府”。
劉勰《文心雕龍》有《樂府》一篇，明確提出：“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視入樂可歌為樂府主要特征。后續論述列舉了《大風起》《桂華》《赤雁》《天馬》《武德》《四時》《李夫人歌》等許多篇名，以及魏氏三祖的清商三調，曹植、陸機的樂府古題，傅玄、張華創制的朝廷雅樂，并在文末敘中提及漢鐃歌十八曲、挽歌以及繆襲、韋昭改制的漢鐃歌，涵括了《樂府詩集》分類中除燕射、清商及唐代始出現的近代曲辭與新樂府辭之外的所有類別。同時代的蕭統編《文選》，詩類共23個子目，“樂府”目下無名氏古樂府三，陸機十七，鮑照八，曹植四，曹操、曹丕各二，班婕妤、石崇、謝靈運、謝朓各一，均為相和或雜曲。復有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列郊廟，《秋胡詩》列詠史，王粲《從軍詩》列軍戎，挽歌單列，《渡易水》《大風歌》《扶風歌》《中山王孺子妾歌》入雜歌，曹植《七哀詩》、謝朓《同謝諮議銅雀臺詩》入哀傷，王粲《從軍詩五首》入軍戎，《冉冉孤生竹》《驅車上東門》入雜詩，袁淑《效白馬篇》、鮑照《代君子有所思》、江淹《古離別》《從軍》《詠扇》《游宴》入雜擬。可見他雖將樂府視為詩之一體，但涵括面很小。且目錄題作“袁陽源《效〈白馬篇〉》”者正文作《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而所錄曹植樂府中亦有《白馬篇》，表明蕭統稱“樂府”為詩體并非特別在意，其詩下再列子目，主要就題材、功用、創作方式等角度著眼。另外，任昉《文章緣起》錄各體文字85種，有詩、賦、歌、離騷、樂府、贊、頌、哀詞、挽詞、離合詩、歌詩等韻體，所分雖嫌瑣碎，已然視“樂府”為一類。蕭子顯《南齊書·樂志》于《俳歌辭》下敘述角抵、像形、雜伎等發展時謂“魏世則事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按，曹植《名都篇》有‘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疑指此）”。由此觀之，真正能確定稱詩作為“樂府”者，還是宋、齊、梁之際的鮑照、沈約、劉勰、蕭統、任昉、劉孝標、蕭子顯等人，說明南朝時期“樂府”才成普遍的詩體概念。
“樂府”到南朝才成普遍的詩體概念，實際與文人大量創作擬古樂府并導致詩樂分離緊密相關。
建安、魏晉文人主要以依曲制詞方式創作古題，曹植“依前曲改作新歌”的《鼙舞歌》，繆襲、韋昭、傅玄等的鐃歌組曲，都是個中典范。魏晉時興起的模擬之法，單純從文本出發，在篇章布局及遣詞用語上步趨前代經典，已經脫離了音樂。齊梁賦題法僅從題面意義出發構思落筆，更是完全脫離了古題的音樂背景，從其體式新變也可看出時人在藉之探討聲律，雖然這樣可以方便入樂，但并非與古題既有之樂來相匹配。可見“樂府”一詞的詩體指稱義在宋、齊、梁之際大量出現，就是因古題樂府創作中的詩樂分離而又同時仍然保存著某種程度上聯系的結果。
起初人們多以“樂章”稱配樂歌詞，且歷代均有此稱。如《禮記》“喪復常，讀樂章”，鄭玄注《周禮》“《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注《儀禮》“《陔》《陔夏》，樂章也”，注《禮記》“《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以及王沈《魏書》“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古今注》“后人因為樂章焉”，沈約《宋書》“文帝章太后廟未有樂章”“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等。但隨著文人擬樂府的大量創作，不以入樂為目的而單純從“文”出發的案頭文字逐步出現，如果仍然以“樂章”稱之，就掩蓋了它們本不入樂的本質。如果僅視其為詩，又不能體現它們與前代樂章某種程度的關聯。考慮到漢武帝“立樂府”與班固《漢書》理想化建構樂府對樂章禮樂教化意義的強化，才導致南朝文人以“樂府”來統稱入樂樂章及本不入樂但與入樂樂章淵源頗深的文人擬作這兩大類作品。
唐人不僅自稱作品為樂府，亦有希望作品入樂府之動機和進樂府、獻樂府之行為，樂府雜詩、新樂府、系樂府、正樂府等詩體概念也相繼出現，說明唐人樂府詩體意識強烈。明白“樂府”成為詩體指稱實際緣于文人擬作終致詩樂分離這一事實，才能更好地理解樂府在唐代成為一種備受關注的具有承擔禮樂教化功能與文人事功理想之文體的原因，也才能更好理解他們創作樂府來傳達文學理想與政治觀點的內在動力。而且捋清了“樂府”指稱詩體的發展歷程，才能理解“樂府”作為詩體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的說法無視其辯證發展過程，并不嚴謹，所謂狹義樂府詩指漢代樂府機構搜集、創作、整理的歌辭的說法并不準確。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代樂府詩學研究”負責人、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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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寫文章必須12345的）賴正直
通觀《后漢書》、《三國志》中大小戰爭的記載，隨處可見騎兵的身影。爭霸的群雄也大多重視騎兵部隊的建設，董卓、呂布、公孫瓚、張燕等都以騎兵作戰見長，袁紹那種擁有“精卒十萬，騎萬匹”的土豪也不用說了，就連劉虞、陶謙這樣實力相對較弱的軍閥，手下也有不少騎兵。
《后漢書·劉虞傳》載：“（劉）虞乃使數千騎就（劉）和奉迎天子。”《三國志·陶謙傳》注引《世語》載：“（曹）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劉虞、陶謙都有著數千人規模以上的騎兵部隊，只是他們政治軍事能力有限，未能充分發揮這些騎兵的作用罷了。
騎兵在三國歷史演進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以下我們就來談談三國時期的騎兵。內容比較多，我們分幾集來談。
東漢以前的騎兵戰術
最早的騎兵來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農耕文明的政權早期沒有整建制的騎兵部隊，野戰主力是步兵和車兵。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模仿北方游牧民族進行軍事改革，組建了具有一定規模的騎兵部隊。
“胡服騎射”一詞表明，當時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騎兵的武器主要是弓箭（而不是刀、矛）。其傳統習慣的戰術是一邊騎馬奔馳一邊射箭傷敵，“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一般不會進行沖鋒肉搏、短兵相接的戰斗。
匈奴人以騎射為主要戰術，與幾個因素有關：
1.匈奴人射箭狩獵的生活習慣。《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的生活習慣“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射箭是匈奴人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這不能不影響到他們的戰斗方法。對于匈奴人來說，戰爭不外乎是一場規模更大的狩獵，他們用的武器自然是最擅長的弓箭。
2.馬鞍、馬鐙等馬具尚不完善。馬鞍、馬鐙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和韁繩之后的重要發明。馬鞍、馬鐙何時被運用于騎兵裝備，目前還有爭議，但在匈奴勢力最盛的戰國、秦、西漢時期，匈奴人就算有馬鞍和馬鐙，也是很不完善的。沒有完善的馬鞍和馬鐙，匈奴人在馬背上保持平衡的難度很大，不能適應沖鋒的高速度帶來的慣性，也無法在馬背上用刀、矛等武器做出捅、刺、砍、劈等劇烈的格斗動作。大多數匈奴人的戰法是先騎馬奔馳，找到一個合適的距離和角度，然后放慢速度彎弓射箭，進行遠距離攻擊，因而難度相對較小。
3.匈奴人的政治體制。與中原漢族政權相比，匈奴國家的一大特征在于中央集權程度比較低，匈奴單于實際上只是各大部落聯盟的盟主，不像中原皇帝那樣擁有絕對的政治權威，對下屬酋長、將領、士兵的控制力其實是比較弱的。因此，匈奴單于和將領一般不會命令士兵去從事過于危險的行動，他們的做法一般是遠距離射箭傷敵，避免肉搏、硬碰硬，使己方傷亡趨于最小。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的作戰方式：“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云散矣。”這表明匈奴人的戰斗是以單兵或小股部隊為單位的。在漢武帝大舉遠征匈奴之前，匈奴人從未與中原政權的軍隊進行過正面決戰，更沒有對城池、堡壘進行硬攻、攻堅，漢高祖劉邦被包圍在白登山，匈奴人并未對白登山進行強攻，也可印證匈奴人的作戰方式主要是小股騎兵游擊騎射，而不是組成龐大的騎兵方陣進行沖鋒或正面對抗。
匈奴的騎射戰術對中原騎兵的影響很大。“胡服騎射”一詞已表明中原政權在組建騎兵之初就在學習匈奴的騎射戰術。《后漢書·匈奴傳》載漢文帝“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漢文帝決心打敗匈奴，采取的措施是“馳射上林”，也就是學習匈奴的騎射戰術。
《上林苑》馴獸圖局部
漢武帝即位之初組建了“期門軍”，“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武帝還寵信從匈奴返回、熟知匈奴騎射戰術的騎將韓嫣（韓王信曾孫），表明漢武帝的思路和漢文帝如出一轍：要打敗匈奴就必須學習匈奴的騎射戰術。漢武帝時的名將李廣因擅長騎射而被當時人視為傳奇般的英雄，可見當時人普遍推崇騎射，并以此作為騎兵的主要戰術。
漢末三國的“突騎”
然而，中原人真的能夠依靠學習匈奴的騎射戰術來打敗匈奴嗎？答案是不能。
道理很簡單，匈奴人的騎射戰術來源于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中原人再怎么學也不可能比匈奴人更優秀。這是就整體而言，實際上中原人中也可能會有李廣那樣個別的騎射天才。但李廣的騎射之術過于出眾，他手下的士兵完全跟不上他的節奏，李廣打仗更多的是依靠他的個人魅力和個人戰斗力，這種極富爭議的戰斗風格，最后的結局是敗多勝少。
直到衛青、霍去病登上歷史舞臺，創造性地進行軍事改革，發明了克制匈奴騎射戰術的方法——騎兵集群沖鋒，才打破了匈奴人的戰術優勢，使徹底擊敗匈奴成為可能。
元代出土馬鞍
典型戰例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漢軍對匈奴的規模最大的一次遠征，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出擊，搜尋遠在漠北的匈奴軍隊主力。匈奴單于知悉漢軍動向后，決定趁漢軍遠來疲憊之際，正面迎擊漢軍。衛青“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時近黃昏，“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兩軍在黑夜和風沙中混戰，最后漢軍占據優勢，匈奴單于脫逃。第二天漢軍檢查戰果，“捕斬虜首萬余級”。同時，霍去病所部與匈奴左賢王部遭遇，斬首更是達到七萬余級，但具體戰斗細節不詳。經此一戰，匈奴騎兵精銳喪失殆盡，再也無力大舉進犯，漢朝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此戰匈奴之所以失敗，在于衛青使用了騎兵集群沖鋒的戰術。這一時期的史書中記載騎兵沖鋒往往用“縱”這個詞，意思是放縱戰馬以最快的速度沖擊對方，既能殺傷敵方兵力，又能打亂敵方陣型，對步兵尤其具有殺傷力和震懾力。所以凡是看到這一時期史書中記載有騎兵以“縱”的方式交戰的，就是使用了騎兵沖鋒戰術。
漢軍騎兵沖鋒的作用在于，充分利用騎兵的機動性，迅速與匈奴人接近，使其無法發揮騎射優勢。同時匈奴單于決策失誤，決定正面迎戰，客觀上配合了漢軍的沖鋒，再加上遇到風沙，又是夜晚，種種戰斗條件均不利于匈奴騎兵開弓射箭，終于戰敗慘虧。
騎兵集群沖鋒戰術在兩漢時期得到充分發揚，并出現了專門用于沖鋒的騎兵——突騎。“突騎”一詞最早見于《漢書·晁錯傳》晁錯《言兵事疏》中提到：“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顏師古在注《漢書》時解釋：“突騎，言其驍銳可用沖突敵人也”。可見，突騎是沖鋒騎兵的專用名稱。
漢光武帝劉秀在平定天下時，就大量使用了幽州突騎。幽州地近匈奴、烏桓、鮮卑等游牧民族，且盛產馬匹，這里的人多精于騎術，所以幽州能夠組織起規模較大而戰斗力較強的突騎兵。劉秀的騎將有吳漢、耿弇、寇恂、景丹等人。吳漢雖是南陽人，但亡命幽州，長期在漁陽、上谷販馬，耿弇的父親曾任上谷太守，景丹曾任上谷長史，而寇恂本人就是上谷人，他們在幽州的生活經歷使他們精通騎兵戰法，故能統率突騎兵輔佐劉秀馳騁天下。
《后漢書》記載，景丹帶領漁陽、上谷突騎兵歸附劉秀后不久，就參與了攻打王郎的戰斗，“（景）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傷者縱橫。（景）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可見，在東漢尚未建立之前，幽州突騎就是時人眼中的“天下精兵”了。
直到東漢末年，幽州突騎仍是活躍在戰場上的精銳部隊。漢末三國統率幽州突騎最有名的將領，大概就是公孫瓚了。
公孫瓚是幽州遼西郡令支縣人，歷任郡吏、遼東屬國長史、降虜校尉、奮武將軍，長期統率幽州突騎兵與鮮卑、烏桓等游牧民族勢力作戰，組織了一支數量龐大而戰斗力強悍的騎兵部隊，而且積累了騎兵作戰的豐富經驗。
鮮卑、烏桓騎兵的作戰方式與匈奴騎兵不同，他們不僅善于騎射，而且也吸取了匈奴人的教訓，對騎兵沖鋒戰術也頗為在行。“烏桓突騎”（也寫作“烏丸突騎”）是當時有名的精銳部隊，東漢時期朝廷多次征調烏桓突騎到西北討伐羌人和涼州叛軍。袁紹軍隊中還設置有專門統領烏桓突騎兵的“烏桓突騎督”一職（牽招曾任此職）。
然而強中更有強中手，公孫瓚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他在長期的戰斗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對付鮮卑、烏桓騎兵沖鋒的戰術。
《三國志·公孫瓚傳》載，公孫瓚任遼東屬國長史時，“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沖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
公孫瓚敢以數十騎兵就出塞巡行，表明他已熟練掌握一套以少數騎兵反制敵方大量騎兵沖鋒的戰術，而且公孫瓚還有秘制的獨門兵器——兩刃矛。
騎兵沖鋒時普遍使用的武器是刀或矛，一般的刀或矛都是一端施刃，而公孫瓚匠心獨運，發明了前后兩端加裝尖刃的矛，其長處是便于前后左右來回出擊，甚至掄舞成圓，護衛全身，有利于在被包圍的處境下有效周密防御并伺機突圍，可謂是以少敵多的奇門神器。由此可見，公孫瓚不僅精于騎術，而且武藝也十分高強，尤其擅長在馬上用矛格斗。
公孫瓚在幽州與鮮卑、烏桓相殺十余年，由于掌握了反制鮮卑、烏桓騎兵沖鋒的戰術，打得鮮卑、烏桓都心服口服。《三國志·公孫瓚傳》載，“鮮卑懲艾，后不敢復入塞”，“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公孫瓚威震塞北，實力完全壓倒幽州牧劉虞，這使得公孫瓚能夠舉幽州之力南下爭奪冀、青、兗州，成為稱霸一方的亂世梟雄。
公孫瓚雖然最后被袁紹打敗，但他培養了兩名善于統領騎兵的名將——關羽、趙云，他的突騎戰術并未失傳，而是通過關羽由曹操軍隊所繼承，成為曹操能夠在勞師遠征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一舉擊敗烏桓突騎大軍的秘訣。
關羽的騎兵戰術
劉備早期的軍隊雖然規模不大，但有一定數量的騎兵。《三國志·先主傳》載，在劉備出兵援救徐州陶謙時，“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這些烏丸雜胡騎兵無疑是來自公孫瓚的配給，他們是劉備軍隊中少有的精銳，能統率這些精銳的只能是劉備集團中地位僅次于劉備本人、且武藝和騎術均屬上乘的關羽。
《三國志·溫恢傳》載，溫恢稱“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驍”的本義是駿馬，“驍銳”通常是用于稱贊騎兵，“乘利而進”則是與匈奴人“利則進，不利則退”類似的騎兵游擊戰術。溫恢的話是形容關羽的騎兵戰斗力很強，遲早會成為曹操的禍患。
《三國志·李通傳》載，“劉備與周瑜圍曹仁于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關羽能夠長途迂回到敵軍后方斷其歸路，其部隊的機動性必然較強，所以他率領的這支別動隊很可能是一支騎兵部隊。
趙云也曾經為劉備“主騎”。這里的“主騎”是名詞還是動詞，存在爭議（如是名詞，則趙云是一名主力騎兵，如是動詞，則趙云是一名騎兵指揮官），這里姑且按照動詞來理解，即趙云也率領一支騎兵部隊。但趙云所領的騎兵不僅數量較少，而且主要是擔任貼身侍衛劉備的職能。
《三國志·先主傳》載，曹操東征劉備時，“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眾而走。”當陽之戰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十騎走。”可見劉備身邊時常有數十騎緊緊跟隨不離，趙云“主騎”時所領的騎兵，大概就是這一支侍衛騎兵。
與趙云的侍衛騎兵相比，關羽統率的則是野戰騎兵。《三國志·武帝紀》載，白馬之戰時，“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余里，（顏）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顏）良。”顏良、文丑皆是袁紹的騎將，率領著騎兵部隊。張遼、關羽能夠向顏良的騎兵發起沖鋒（即“前登”），說明他們率領的也是騎兵。曹操手下善于統率騎兵的將才眾多，而關羽以降將身份能夠成為騎兵將領，說明他指揮騎兵作戰的能力出類拔萃，優于眾人，因此得到曹操的特別賞識。
曹操果然沒看錯人，關羽沒有辜負曹操的期望。《三國志·關羽傳》載，“（關）羽望見（顏）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袁）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這表明關羽不僅善于管理和指揮騎兵，而且其本人的騎術和馬上戰斗能力也很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羽殺顏良是刺死的，所以，他用的并不是民間傳說的青龍偃月刀，而是與公孫瓚類似的矛。
關羽和公孫瓚頗有淵源。關羽早年曾與劉備一起投奔公孫瓚，據《三國志·關羽傳》，關羽最早成為統兵將領，登上政治舞臺，是在劉備任平原相的時候，“先主為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而劉備出任平原相，就是在投奔公孫瓚之后，因數有戰功而得到公孫瓚上表薦任的。
為什么關羽在投奔公孫瓚之后就開始嶄露頭角呢？原因之一，就是關羽在公孫瓚手下學會了其獨特的以少勝多的突騎沖鋒戰法，進而以此本領成為劉備集團的骨干成員。
關羽能夠騎馬穿過敵方大軍，用矛刺死顏良，很明顯用的就是這種以少勝多的突騎沖鋒戰法，而且他使用的武器是矛，這和公孫瓚率領數十騎兵用雙刃矛突破數百鮮卑騎兵包圍的輝煌一役何其相似！說不定，關羽刺死顏良所用的矛，就是公孫瓚親手傳授的雙刃矛！
關羽歸降曹操后之所以受到特別的賞識和重視，不外乎是曹操知道關羽掌握著公孫瓚傳授的獨門突騎戰術，而后來關羽回歸劉備，曹操并不刻意挽留，則是因為關羽已將公孫瓚的突騎戰術傳授給了張遼，此時關羽對曹操而言不再是“剛需”了。
怎么知道關羽將突騎戰術傳授給了張遼呢？
第一，關羽和張遼是并州同鄉，私交密切，兩人日常聊天吹牛，相互教幾招獨門秘技，很正常。
第二，從斬顏良一戰來看，張遼和關羽共同率領騎兵沖鋒，說明張遼此時和關羽使用的是同一類型的騎兵戰術。
第三，后來曹操遠征烏桓時，“（張）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張遼為什么這樣有把握打敗烏桓騎兵？就是因為公孫瓚專克烏桓騎兵的戰術已經通過關羽傳到了張遼手上，所以張遼自信穩操勝券。果然，公孫瓚的獨門秘技是克死烏桓騎兵的天敵，張遼也像關羽一樣上演了一出于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的戲碼，陣斬烏桓單于蹋頓。張遼斬蹋頓用的武器，大概也是雙刃矛吧！
第四，再后來，合肥之戰，孫權十萬大軍圍攻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從張遼“先登陷陣”、“沖壘入，至權麾下”來看，他用的就是突騎沖鋒的戰法，只有騎兵發動沖鋒才有可能在較短時間內突破敵軍的層層防線直取敵軍主將。張遼這種以少勝多的突騎戰法，仍然可以看到公孫瓚以數十騎突破鮮卑數百騎包圍的戰法的影子。不過，張遼是八百破十萬，戰績遠比公孫瓚更為耀眼。當然，公孫瓚面對的是精悍的鮮卑騎兵，而張遼面對的孫權大軍是以步兵為主，兩者難以直接比較。但張遼騎兵沖鋒用的已不是公孫瓚的矛，而是戟，這說明張遼并不拘泥于關羽傳授的公孫瓚式戰法，而是在其基礎上加以改進，已經自成一家了。
公孫瓚不僅是關羽的師父，而且也是張遼的間接傳藝之師呢！
說到這里，有讀者會問，你把公孫瓚吹得這么厲害，他為什么會被袁紹打敗？那袁紹還不得牛上天了？
欲知答案如何，請看下集。
參考資料
【西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0年版。
【西晉】陳壽：《三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
【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2012年版。
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王兆春：《中國軍事科技通史》，解放軍出版社2010年版。
李碩：《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指文烽火編委會：《戰場決勝者：冷兵器時代》，中國長安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簡介
賴正直，男，80后，南蠻，刑事法官，法學博士。原本愛讀史書，為稻粱謀選擇了法律專業。法學和史學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重視證據，都是在利用殘缺的不完整信息拼接還原已經過去的事實真相，因而在寫文章時常常會有把歷史事件當作懸案來查的感覺。著有《機能主義刑法理論研究》、《毒品犯罪案件證據認定的理論與實務》等書。
目前的小目標是寫一部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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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奇葩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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