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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歐美地區的 App Store 免費榜，你能見到不那么可玩的超休閑游戲，正高居顯要位置。
《肥皂切切切（Soap Cutting）》就很典型。人們玩它，閉著眼、手指尖在屏幕上來回滑動，幾下子就能達成目標，全程沒有障礙。但這么不帶興奮點的產品卻大受歡迎，拿下23國的蘋果免費榜第一。
據 App Annie 監測，游戲在歐美市場最吸量
美國市場的反饋尤其好：去年圣誕前夜，發行商 CRAZY LABS 推了《肥皂切切切》，隔了不到一天，游戲登上免費榜冠軍位，將霸榜優勢一直保持到2020年的1月7日。稍加留意，會發現它還在英國、加拿大等地，成為新一年里首款走紅的超休閑游戲。
你或許對這般成績缺乏敏感。畢竟，爆發和霸榜，在超休閑游戲市場中屬于常態。
但《肥皂切切切》在產品形態上有反常點。相比過往同類游戲，它的核心變得單薄，玩法趨于極簡，整體設計感偏弱。透過該作，葡萄君窺見了超休閑游戲的一些新氣象。
把網紅視頻搬到超休閑游戲
有玩家遇見《肥皂切切切》，聽名字以為是《水果忍者》的變種，要憑著手速與反應，切割滿屏飛起的肥皂。
不過，該作的體驗遠沒有那么復雜和強烈。在關卡中，一個安分守己的肥皂靜置著，任玩家驅使工具刀來回切割。游戲沒有時限，不用學習技巧，它更不會丟出炸彈制造麻煩，當一層層肥皂塊刮掉后，你就得到了一個精致小物件與過關的喝彩。
持續玩下去，體驗循環反復，關卡里富有變化的，是肥皂素材和你可更換的工具刀，以及不重樣的廣告內容。
所以，這有什么好玩的？翻一遍各地區蘋果商店，發現它得分在4.5左右，「玩起來無聊」是其中的丟分點，而大部分給好評的人，沖著「游戲引起舒適」去的。
爽快感來自三方面：肥皂色彩豐富、形態多樣，一刀下去，顆粒錯落，這就在視覺上引起舒適；刀具富有質感，使用方便，切起肥皂來，手感舒適；小刀劃掉肥皂塊，顆粒一下子參差散落的聲音，則讓人聽起來舒適。
一個更講究的說法表示，《肥皂切切切》能滿足你的 ASMR 樂趣。這個概念的中文名叫做「自發性知覺經絡反應」，指的是人們通過視聽等知覺感受，在顱內、頭皮、脊椎等身體部位產生愉悅反應或獨特的刺激感。
但這種「一本滿足」并非游戲首創。從2018年開始，網上就很流行切肥皂的 ASMR 視頻。在 Youtube 上搜索「Soap Cutting」，你就會發現， 游戲的創意來源于那些千萬播放量級的網紅視頻。
如果你時常關注睡眠障礙相關的內容，那么在刷抖音時，很有可能遇見這些切肥皂的 ASMR 視頻。而在這家短視頻平臺上，「刮肥皂」本身是個播放量超過近4500萬次的話題，隔三差五就有創作者上傳相關視頻。
看起來平平無奇的切肥皂游戲，原來是對網紅視頻與流行內容的還原。而據葡萄君觀察，從網紅視頻當中取材、把受人追捧的生活化內容還原到超休閑游戲里，或許成了這類游戲的一種立項方向。
爆發的生活模擬類小游戲
我的這番結論，主要來源于對美區 App Store 免費榜排名趨勢的觀察。最近該榜單的 Top 20 活躍著一些接地氣的生活模擬類游戲。從頭至尾玩下來，你的體驗鏈條大概會是這樣：切肥皂 → 給人做紋身 → DIY 三明治 → 給人做美甲 → 熨衣服。
《Perfect Ironing》，一款進入 Top 20 的超休閑游戲
它們很貼近你的生活日常，卻可能是超休閑領域中的新氣象。
在2019年同期，美區 App Store 免費榜上，你翻遍 Top 100，找不出幾款生活題材的游戲，而當時榜單上常駐的超休閑游戲，是《球跳塔》《擁擠城市！》《快樂水杯》這樣的 3D 動作類、io 類、物理模擬類、益智類產品。
2019年1月8的美區免費榜丨數據來源 App Annie
回到今天，超休閑游戲市場不只是汽車、球、3D 小人的天下；剪頭發、攤煎餅、熨衣服、玩史萊姆橡皮泥以及打雪糕等還原某個生活片段的游戲，也能在市場中占據一定位置。
它們是怎么被捕捉到的？看起來，有些新興項目的創意起點，似乎源于生活。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產品的取材方式更像是從網紅視頻里找靈感、找驗證，就像《肥皂切切切》。
在過往，我們常常能見到短視頻平臺帶火某個超休閑游戲；而現如今在超休閑游戲領域， 干脆化被動為主動，在產品上積極貼合短視頻的流行趨勢。換言之，目標人群喜歡看什么視頻，廠商就琢磨做什么游戲。
我所說的這種立項思路，不一定就是實際情況，但透過市場上的新熱產品來看，我們還是能夠找到它們所對應流行視頻。
比如說，Youtube 上做藝術煎餅的視頻，這兩年很受歡迎，有些視頻播客的精彩輸出，甚至被抖音用戶搬運至國內，俄羅斯發行商 Homa 就瞅準這個題材的機會，在去年12月推了一款還原藝術煎餅制作的小游戲，名叫《Pancake Art》。
做藝術冰淇淋、藝術蛋糕，以及切菜、切肉的視頻，在相關視頻平臺上也頗有受眾，于是我們能看到，這些題材的超休閑游戲，幾乎與《Pancake Art》同期出現于市場中。
早在2018年，國外還流行過一陣高壓水槍清洗物品的視頻，單條的最高播放量甚至能達到千萬級別，觀眾看著積灰已久的墻面被一陣水槍沖洗干凈，就覺得內心一陣舒適。
這番心理或許被發行商 Lion Studios 捕獲到了。他們在去年10月底，發行了一款以用水槍沖洗臟東西為核心內容的小游戲。
《Pressure Washer: Squeaky Clean》
游戲被人歸到「逼死強迫癥」系列中。但是在產品形態上，該作也有點接近《肥皂切切切》，而二者共通的地方在于： 它們不設學習門檻，給用戶直接的刺激，雖然玩法和關卡設計很單一，但素材可以不斷變化。
這種極度強調休閑、解壓的產品，我們在超休閑游戲概念興起階段，幾乎很少見到。
從題材創新上尋找突破口
葡萄君所提到的改變，大概始于2019年下半年，到了歲末年初階段，這種趨勢越發突顯。而在去年，業內對超休閑市場的未來多了幾分質疑，行業報告指出了一件事，這個品類的增長速度開始出現了逐漸放緩的趨勢。
對于該品類長線發展的擔憂，主要存在于幾點：一是它難以創造高價值的忠誠用戶；二是隨著競爭加劇，游戲想要創造獨特體驗愈發困難；三是低門檻、低成本的開發模式，導致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四是隨著用戶成長，流量紅利逐漸消失，而買量成本居高不下。
根據 App Annie 數據監測，2018年 Q2，超休閑游戲下載量的季度同比增長出現大幅下滑
有分析師甚至做出了一個大膽預測：超休閑游戲的狂歡即將宣告結束。
超休閑游戲市場何時會觸達天花板，沒人可以給出準確判斷。但在市場增速有所下降的態勢下，相關游戲廠商已經開始在尋找新的突破口。Habby 的《弓箭傳說》在產品設計，走了一條「混合中重度」的路子；而不少像 Lion Studios 這樣的傳統休閑游戲廠商，似乎把突破口瞄準了另一個方向—— 做題材創新的生活模擬類游戲。
這條路徑的可行之處其實也很好理解。以往的同類游戲重玩法、重游戲性，鮮有在超休閑游戲的體系下，去嘗試做以題材取勝的產品。而抓住這片市場空白，廠商沒準就能形成自己的差異化優勢。再就是，在對玩法設計不做高要求的前提下，這類產品或許更符合快速制作的模式。
另外，對超休閑游戲的目標用戶而言，找一個適度娛樂的解壓工具，有時候真的勝過一切。2019年開春，名叫《Antistress》的解壓游戲，曾在國區 App Store 免費榜第一位停留多日。從本質上來說，它的工具屬性大于游戲屬性，甚至于在這種層面上，它根本就不像游戲。而很多玩家對其趨之若鶩，僅僅只是想通過手機來「擠擠牙膏」，給自己適度減壓。
《Antistress》
現在，Lion Studios 就在嘗試類似產品的機會。這家發行公司此前的產品矩陣重心，可能是在《快樂水杯》這樣的益智類游戲，或是《Mr Bullet》這般動作類游戲中。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們 基本是在按照每月一個款的節奏，推出了貼近生活的模擬類游戲。
在它們當中，有些游戲模擬了生活中的某個單一場景，比如上文提到的用水槍清洗物品。有些游戲則會把玩家拉到職業場景中，去接觸紋身師、蛋糕師、鑄劍師、美妝師、汽車技師的日常。
就像《老鐵打鐵Duang》這款鑄劍模擬類游戲，它不會把鐵匠的工作全貌都展現給你，也不會引入買進賣出這樣的經濟系統， 它只截取「技」的部分，用最簡單、休閑的游戲方式，讓你體驗鑄劍工藝。
當然，抖音上的花式削皮、涂鴉繪畫、神奇化妝術等熱門視頻，我們也能在 Lion Studios 去年發行的游戲中找到對應。
拋開題材不談，從臭弟弟的美甲店、艾薇兒的紋身店、XX賊6這些中文譯名來看，這些游戲的確有意識地在迎合短視頻用戶的趣味。當然，超休閑游戲的輕度、魔性內容本就接近短視頻平臺的調性，而二者的用戶重合度，其實也很高。從這點上來看，廠商選擇蹭短視頻平臺的內容熱度，也有一定合理性。
重題材、輕玩法的發展隱憂
超休閑游戲的創新，細分題材看起來要比深挖玩法會具有更高的可操作空間。而就現在來看，從流行短視頻中抓取到受人關注的生活片段，是相關廠商找到合適題材的一種高效率方式。
除了在題材上投其所好之外，我們發現，如今的生活模擬類超休閑游戲，在面對一群泛娛樂用戶的時候，其產品形態上也呈現出一種系統性的變化趨勢。
以美妝直播為題材的《IDEL Makeover》
首先，是游戲核心極簡化，盡可能去除復雜機制；其次是圍繞著輕松、娛樂的體驗來搭建內容，不設計負面反饋；再者就是弱化游戲性的同時，以更高的美術品質來抓取用戶注意力。
從市場反饋來看，這些極其輕度的產品，在不動搖傳統商業模式的基礎上，展現出了不錯的潛力。但是對超休閑游戲的長線發展來說，從生活化題材入手，不斷給自己做減法的路子，真的是進化方向嗎？
如果說，爆款超休閑游戲的玩法容易被抄襲，那么爆款題材又如何攔得住被人快速復制？
第十七章 家庭與婚姻中的社交商
我的母親從大學退休后，突然發現自己要守著一所空蕩蕩的大房子：她的孩子們都在其他城市生活，有些還相當遠，而她的丈夫——我的父親在幾年前已經去世了。現在回想起來，身為社會學教授的她當時做了一個相當明智的決定：她在家里留出一個房間，免費提供給所在大學的研究生們，而且優先考慮那些有著敬重老人傳統的東亞國家的留學生。
現在她已經退休30多年了，這一做法還在持續。她的房客們一批一批地更換著，其中有些來自日本，有些來自中國。這些房客們似乎給她的健康帶來了許多好處。其中有一對夫妻還帶著一個孩子，這個小姑娘簡直就把我母親當作自己的親奶奶。在她兩歲的時候，她每天早晨都要跑到我母親臥室里，去看看她是否已經起床了，而且每天都會擁抱我母親好幾次。
在她出生的時候我母親已經快90歲了，她的出生使整棟房子都充滿了快樂的氣氛，我母親好像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一下年輕了好幾歲。我們無法知道母親的長壽和她的生活環境究竟有多大關系，但是很多跡象都表明這種社交環境無疑是非常有益的。
隨著老朋友的不斷去世或者搬家，老年人的社交網絡也在不斷縮小。同時他們往往還會選擇性地剪除自己的社交網絡，只保留那些積極的人際關系。[1]這種策略會給他們的生理系統帶來有益的影響。隨著年紀的不斷增長，我們的身體狀況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脆弱。隨著細胞的老化和死亡，我們的免疫系統和其他健康身體的防洪堤也在慢慢衰退。剪除那些無益的社交關系可以預防我們的情緒出現惡性波動。事實上，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對生活美滿的美國老年人進行調查后發現，社交網絡給他們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堅實，他們體內諸如氫化可的松之類的生理壓力指標就越低。[2]
當然，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際關系未必一定是最積極、最令人愉快的，比如某位親人可能經常會使我們發狂，而不是讓我們感到開心。不過，隨著老人對次要社交關系的剔除，他們處理復雜情感（比如某個親人所引發的酸甜苦辣）的能力似乎可以得到提高。[3]
一項研究發現，社交生活豐富、積極的老人所表現出來的認知能力的減退，要比那些孤立的老人晚7年。[4]
但是，孤獨和老人們獨自相處的時間并沒有多大關系，和他們在某一天內與別人交往的次數也沒有關系。事實上，老人們的孤獨是由于缺少親密、友好的交往而導致的。因此重要的是我們交往的質量：我們的交往對象是熱情還是疏遠，是支持我們還是打擊我們。孤獨的感覺（而不是單純的朋友數量與交往次數）和我們的健康有著密切聯系：人們的孤獨感越強，他們的免疫系統和心血管功能往往就越脆弱。[5]
我們之所以要在年老的時候多關注自己的社交生活，還有另外一個生理上的原因。神經的形成，也就是大腦中神經細胞的生成，會一直持續到老年，當然速度會比年輕時要慢。許多神經學家認為，盡管這種速度的下降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單調的生活肯定會導致它的下降。新鮮事物在人們社交環境中的出現無疑會促進大腦對它們的學習，從而提高大腦中新細胞生成的速度。因此，許多神經學家正在和建筑師合作，希望研究出一種新型的養老院，使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與他人進行更多的交流，就像我母親所采用的方法一樣。[6]
保衛婚姻
當我走出小鎮上的一個雜貨店的時候，不經意間聽到了坐在外面長椅上的兩位老人的談話。其中一位老人在詢問他們所認識的一對夫妻最近的情況。
另外一個老人的回答很簡潔：“你知道的，他們這輩子就爭吵過一次——但是一直持續到現在。”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這種人際關系引發的惡性情緒會對我們的身體狀況產生不良影響。科學家們通過對新婚夫婦的研究發現了糟糕的婚姻關系危害人們身體健康的原因。這些新婚夫婦都認為自己的婚姻非常幸福，他們愿意將自己持續大約30分鐘的解決分歧的情景用于研究。[7]在爭論中，所檢測的6類腎上腺皮質激素中有5類的含量發生了變化，其中包括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濃度的上升，這表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比較活躍。他們的血壓也大幅上升，而且免疫系統的各項指標都出現了下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之后，免疫系統抵抗疾病的能力仍然會經歷長時間的下降。他們爭吵時的敵對態度越強烈，這種下降的幅度就越劇烈。科學家們總結說，內分泌系統“是一個把守人際關系與身體健康之間通道的重要大門”，它會釋放壓力荷爾蒙，從而影響心血管和免疫系統的功能。[8]當夫妻吵架時，他們的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都會遭殃，而且如果他們之間的戰爭長期持續下去的話，這種危害也會累加起來。
作為婚姻沖突研究的一部分，科學家們邀請了一些60多歲的老年夫婦（平均婚齡為42年）來到同一間實驗室，以監測他們爭吵時的情景。和新婚夫婦一樣，爭吵也使老年夫婦的免疫系統和內分泌系統功能出現了下降，而且他們的怨恨越深，下降的幅度就越大。因為衰老本身會影響免疫系統和心血管系統，因此老年夫婦之間的敵意對健康產生的影響比新婚夫婦更加惡劣。在婚姻戰爭中，老年夫婦身體各項指標的下降程度比年輕夫婦更加嚴重，但是這種情況僅僅適用于妻子們。[9]
新婚妻子和步入老年的妻子都是如此。可以理解，那些在爭吵中和爭吵后免疫系統功能下降最嚴重的女性在一年之后對她們的婚姻狀況也是最不滿意的。
對于女性來說，如果丈夫在發生沖突的時候憤怒地冷落自己，她們的壓力荷爾蒙水平就會上升。另一方面，如果丈夫在討論的過程中表現出友善和同理心，那么他們的妻子就不會那么痛苦，她們的壓力荷爾蒙也會相應處于較低水平。但是對于丈夫來說，不管解決分歧的過程是愉快還是痛苦，他們的免疫系統都不會發生多大變化。這種狀況唯一的例外就是婚姻狀況極度糟糕的人，這些人中丈夫和妻子的免疫功能都會比關系和睦的夫妻要弱一些。
許多方面的數據都表明，妻子比丈夫更容易因為惡劣的婚姻關系而導致身體健康狀況的下降。但是總體來說，人際關系對于女性生理狀況的影響并不比對男性的影響強烈。[10]
原因之一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視婚姻關系。[11]針對美國女性的許多研究都表明，良好的夫妻關系是她們幸福感產生的主要因素，而且會長期影響她們的身心健康。而對于美國男性來說，夫妻關系的重要性要低于個人成就感和獨立性。
而且，女人天生的母性意味著她們會比男人更加關心自己親人或朋友的狀況，因此她們比男人更容易因為自己所愛之人的困境而感到痛苦。[12]除此之外，她們的情感更容易像坐過山車那樣大起大落。[13]
科學家們還發現，妻子會比丈夫花更多的時間來反思不愉快的交往，而且她們的回憶會非常詳盡、生動。當然，她們用于回憶美好時光的時間也多于丈夫。因為不愉快的記憶常常會不請自來，而且回憶某次沖突也會引發生理狀態的變化，所以女性這種沉浸于苦惱中的傾向也會對身體產生不良影響。[14]
綜上所述，與親人或者朋友之間產生的矛盾對女性身體的不良影響要遠遠高于男性。[15]例如，威斯康星大學的研究發現，57群體中女性體內膽固醇的水平與她們婚姻生活中的壓力直接相關，密切程度要遠遠高于男性。
一項對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的研究表明，糟糕的夫妻關系導致女性提早去世的可能性要高于男性。[16]而且，女性在因為離婚或者親人死亡等原因而遭遇情感壓力時得心臟病的概率相當高，而引發男性心臟病的往往都是身體原因。在遭遇突然的情感打擊，比如親人的意外死亡等而引發壓力荷爾蒙升高時，老年女性似乎也比老年男性更為脆弱，醫生把這一狀況叫作“心碎綜合征”。[17]
女性身體對于人際關系起伏的敏感性初步回答了那個由來已久的科學疑問：為什么男性的身體狀況會因為結婚而得到改善，而女性卻不會。許多關于婚姻和健康的調查都得出了這個結論，但是它仍然未必是正確的。使問題復雜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們缺乏科學的想象力。
一項歷時13年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情景。在這項研究中，接近500名50多歲的已婚女性回答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你對婚姻的滿意程度如何？”結果非常清楚：女性對自己的婚姻越滿意，她的健康狀況就越好。[18]如果她與丈夫相處愉快，有共同的興趣和相似的品位，溝通良好并且在財務等方面的意見一致，對性生活質量滿意的話，這些情況都會通過她的生理指標反映出來。對婚姻感覺滿意的女性的血壓、葡萄糖和膽固醇水平都要低于那些婚姻不幸的女性。
其他的許多調查也都搜集了快樂或痛苦的妻子們的信息，盡管女性的生理系統對婚姻中的起伏更加敏感，但是關鍵問題還是她們婚姻的美滿程度。如果在婚姻中的不幸多于快樂的話，她的身體就會遭殃。但是如果婚姻生活中的主旋律是幸福的話，她和丈夫的身體狀況都會因此而受益。
拯救情感
一位女士躺在輪床上，被推進了核磁共振成像系統的一個人形洞中，周圍都是機器，只留下幾厘米的空隙。她聽到巨大的電磁鐵急速旋轉的嘈雜聲音，還瞥見在臉上方幾厘米的地方有一個監視器。
每隔12秒鐘，屏幕上就會閃過一系列彩色的幾何圖形，比如綠色的正方形、紅色的三角形等。研究者們告訴她在屏幕上顯示某個圖形的時候，她就會遭到電擊，電流雖然并不會引起疼痛，但是也會令人感覺不舒服。
有時候她需要獨自承受痛苦，有時候會有陌生人握住她的手，還有些時候她的丈夫會伸出有力的大手握住她的手。
8位女性志愿者在理查德·戴維森的實驗室中參與了這項實驗，它的目的是評估在緊張、焦慮的時刻所愛之人對我們生理狀況的緩解程度。結果顯示，一位女士握住自己丈夫的手時比獨自一人面對電擊時的焦慮程度要低得多。[19]
握住陌生人的手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她們的焦慮，盡管程度沒有握住丈夫的手時那么強烈。值得注意的是，戴維森的研究小組還發現，想在女士們不知道手的主人是誰的情況下進行實驗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實驗中妻子們即使閉著眼睛也總是能夠準確地分辨出自己丈夫和陌生人的手。
當妻子們獨自一人面對電擊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系統分析顯示，她們大腦中的某些區域會活動，促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產生應激反應，使整個身體充滿壓力荷爾蒙。[20]如果威脅不是輕度電擊而是來自他人，比如一個充滿敵意的面試官，那么這些區域的反應會更加強烈。
丈夫有力的大手可以大大平復這一神經系統的躁動。這一實驗填補了我們知識上的一項重要空白，它表明了人際關系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理系統，使其向著或好或壞的方向發展的。我們現在可以大體了解在情感拯救時大腦內的活動了。
另外一個發現也很重要：妻子對于婚姻的滿意度越高，丈夫的大手給她的身體帶來的益處就越大。這也解釋了一個由來已久的難題：為什么有些女性的婚姻會威脅到她們的健康，而另外一些女性的健康則會因為婚姻而受益。
肌膚相親會產生特別的撫慰效果，這是因為它可以引發催產激素，從而產生溫暖的感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按摩或者溫馨的擁抱會減輕人們的壓力。催產激素的作用相當于壓力荷爾蒙的“減壓器”，它可以降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和交感神經系統的活動，而這些神經系統的持續活動會威脅到我們的健康。[21]
當分泌催產激素的時候，我們的身體會經歷許多良性變化。[22]當我們進入輕松的副交感神經系統活動模式時血壓會降低，而且新陳代謝也會從原來的應對壓力的肌肉推進模式轉變為復原模式，這時身體的能量會用于儲存營養、生長以及康復。氫化可的松的水平會直線下降，表明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的活動正在降低。我們的疼痛極限也得到了提高，因此我們對于不適感的敏感性就降低了，甚至連傷口愈合的速度都會加快。
催產激素在大腦中的壽命很短，它在幾分鐘內就會消失。但是親密、積極的長期人際關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催產激素分泌來源。每一次擁抱、友好的觸摸和溫馨時刻都會引發它的分泌。當催產激素持續分泌，比如我們與所愛之人共同生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收獲愛給我們的身體帶來的持久益處了。催產激素使我們與所愛之人更加親密，而且把這種親密關系轉化為良好的身體狀況。[23]
讓我們重新回到托爾斯泰夫婦的故事中。盡管他們在各自的日記中表現出了對對方的怨恨，但是他們畢竟生育了13個孩子。這么一個大家庭意味著他們的家中有著充裕的愛和被愛的機會。因此托爾斯泰夫婦不需要僅僅依靠對方，他們還有許多其他的情感拯救者。
積極的情緒傳染
年僅41歲的安東尼·拉齊威爾奄奄一息地躺在紐約一家醫院的重癥監護病房內，他得的是纖維腫瘤，一種致命癌癥。據他的妻子卡羅爾回憶，在丈夫生病的時候，他的表兄小約翰·F.肯尼迪曾經來醫院探望過他。幾個月之后，小肯尼迪也因為駕駛飛機在瑪莎島失事而去世了。
小肯尼迪剛剛結束聚會，還沒有來得及換下晚禮服就走進了重癥監護病房，醫生告訴他安東尼只剩下幾個小時的生命了。
小肯尼迪握住表弟的手，輕輕地唱起了《小熊泰迪的野餐》，這首歌是小肯尼迪的母親杰奎琳在他們小時候經常為他們唱的搖籃曲。
已經奄奄一息的安東尼也跟著輕輕唱了起來。
用卡羅爾的話來說就是，小肯尼迪“使他進入了最安心的狀態”。[24]
溫柔的握手和搖籃曲無疑放松了安東尼最后時刻的情緒。人們的直覺認為，這似乎是幫助自己所愛之人的最好方式。
這一直覺已經得到了科學上的證實。心理學家發現，當人們在情感上越來越彼此依賴時，他們對彼此的生理狀態也會起著積極的調節作用。這就意味著每個人從對方那里接收到的情感暗示都會對自己的身體產生特別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惡性的。
處于和諧人際關系中的人們會幫助對方控制他們的痛苦情緒，就像關愛孩子的父母一樣。當我們感覺痛苦或者不安的時候，我們的同伴可以幫助我們反思痛苦的根源，以便做出明智回應或者使我們以正確的態度來看待這些痛苦。這兩種情況都會減輕神經內分泌系統的負面影響。
我們與所愛之人長期的分離會使我們喪失得到或者給予這種親密幫助的機會。對他們的思念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人們對于這種對彼此生理系統有益的人際關系的渴望。在自己親人或者愛人去世之后，情緒上的混亂無疑反映了人們這種虛擬自我的缺失。這種重要生理同盟的喪失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在配偶去世之后患病或者死亡的危險會大大提升。
男性和女性在這一過程中的反應各不相同。在壓力狀態下，女性大腦分泌的催產激素要多于男性。它會產生鎮定的效果，促使女性去與他人交流，比如去照顧孩子或者和朋友聊天等。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謝利·泰勒發現，當女性在照顧別人或者與朋友交流的時候，她們的身體會分泌額外的催產激素，這會對她們產生進一步的鎮定效果。[25]這種照顧和交流沖動似乎是女性所獨有的。男性荷爾蒙會抑制催產激素所引發的鎮定效果，而女性荷爾蒙則會促進這種效果。這種差別使得女性和男性在面對威脅時會做出截然不同的反應：女性會與別人交流，而男性則選擇自己面對。比如，如果女性被告知她們將會遭到電擊，她們會選擇等待其他志愿者一起接受，而男性則愿意自己先來。男性似乎比女性更能夠通過其他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物來平復自己的痛苦，電視或者啤酒都是不錯的選擇。
女性擁有的親密朋友越多，她們身體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小，能夠安享晚年的機會就越大。事實上科學家們發現，沒有朋友對于女性健康的危害和吸煙以及肥胖等同樣嚴重。即使在經歷了嚴重的打擊，比如配偶去世之后，有親密朋友和知己的女性患上新的疾病或者喪失活力的可能性都比較小。
在與親近的人相處時，我們控制情緒的能力，比如尋求安慰或者反思苦惱的能力，都會因為對方而得到加強。他們可能會提供建議或鼓勵，或者通過積極的情緒傳染來影響我們。這種與他人形成緊密生理連接的最初模式在嬰兒早期與父母進行親密交流時就形成了。這種大腦間的聯系機制會陪伴我們一生，使我們的生理狀態與我們所愛之人的生理狀態密切相關。
心理學中用一個相當拗口的術語來表示這種二合一的狀態：“相互調節的心理及生理單位”，它模糊了“我”和“你”、自己和別人的心理以及生理的通常界限。[26]這種親密的人們之間界限的模糊使得他們可以進行雙向的調節，影響彼此的身體狀況。總之，我們不僅可以在心理上幫助（或者危害）別人，也會對他們的生理產生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你的敵視會使我的血壓升高，同樣，你的關愛也會使它降低。[27]
如果我們有一位親密的伴侶、知心的朋友或者熱心的親戚可以依賴，我們就有了生理上的同盟。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了人際關系對身體健康的影響，患有重病或者慢性病的病人可以因為情感上的撫慰而受益。因此，除了常規的藥物治療之外，生理同盟也是一劑良藥。
親密的情感是一劑良藥
許多年前在印度鄉下生活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當地醫院一般都不為病人提供飯菜。更讓我吃驚的是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只要一個病人住院，他的家人都會過來，在病房里搭地鋪睡覺，還在病房里生火做飯，盡可能地照顧好病人。
當時我就想，生病的時候有親人或者愛人日夜陪伴在身邊，幫助驅除由于疾病而產生的低落情緒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這和西方社會中病人們的孤獨情形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啊！
利用人際支持和關懷來提高病人生活質量的醫療體系也可以增強病人康復的能力。比如，病人躺在病床上等待第二天的一個大手術時難免會有些擔心。在任何情況下，一個人的強烈情緒往往會傳染給其他人，而且人們越是緊張、脆弱，他們就會越敏感，感染別人情緒的可能性就越大。[28]因此，如果一個憂心忡忡的病人的室友也即將接受手術，那么他們兩個人很可能會使彼此感覺更加焦慮和害怕。但是如果他的室友剛剛成功地接受完手術，因此感覺相對放松或者平靜的話，那么室友的這種情緒就會使他感到安心一些。[29]
我曾經問過謝爾登·科恩（鼻病毒感染實驗的領導者）是否有好的建議可以提供給住院的病人，他的建議是人們要有意識地尋找生理同盟。比如，他告訴我“去認識更多的朋友，特別是那些可以讓你敞開心扉的朋友”是很有好處的。在我的一位朋友被診斷出患上了一種可能致命的癌癥后，他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決定：他開始定期拜訪精神治療師，在自己和家人經歷高度焦慮和痛苦的時候向他傾訴。
科恩告訴我：“關于人際關系和身體健康的最驚人發現就是：社交生活完整的人——那些已婚、與家人和朋友關系密切、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和宗教組織，并且經常參加社交活動的人，康復速度比較快，而且壽命也比較長。大約18項研究都證實了社交性和死亡率的密切聯系。”
科恩說，多花些時間和精力去與那些可以使我們得到滋養的人相處，將有益于我們的健康。[30]他還鼓勵病人盡可能地在生病期間減少與那些會對自己情緒產生不良影響的人交往，多與那些可以使自己感到心情愉悅的人相處。
科恩還建議，醫院不應該只是教給心臟病患者如何避免疾病再次復發，而是應該考慮到病人的社交網絡，培訓那些最關心他們的人，使他們成為病人的生理同盟，共同改變必要的生活方式。
社交支持對于老人和病人非常重要，其他的一些因素卻會妨礙他們實現對于溫馨人際關系的渴望。其中一項就是家人和朋友面對病人時的手足無措和焦慮。特別是在病人的情況產生了不良的社交影響或者他們即將死亡的時候，周圍原本親近的人們可能會因為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過于焦慮而無法為他們提供幫助，甚至不再來看望他們。
曾因慢性疲勞綜合征而臥床幾個月的作家勞拉·希倫布蘭德回憶說：“我周圍的大部分人都疏遠了我。”朋友們會互相打聽她的情況，但是“在我收到一兩張問候賀卡后他們就再沒有了消息”。當她主動給老朋友打電話的時候，他們的談話總是會非常尷尬。掛斷電話之后她感覺自己真傻，真不該打這個電話。
但是像所有遭受疾病折磨的人一樣，希倫布蘭德非常渴望交流，渴望與自己的生理同盟聯系。就像謝爾登·科恩所說的那樣，最新的科學發現“毫無疑問向病人的家人和朋友發出了一個信號，要求他們不要忽視或者孤立病人。即使你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至少也應該去探望他”。
這一建議向所有關心病人的人們表明，即使我們不知道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拜訪本身就是送給病人最好的禮物。拜訪本身就會對病人產生驚人的影響，即使對于大腦嚴重受損，似乎毫無意識的植物人也是如此，醫學術語把他們的這種狀態稱為“最低意識狀態”。如果親人或朋友向他們訴說往事或者輕輕地觸摸他們，病人的大腦會和正常人的大腦產生同樣的活動。[31]盡管他們似乎毫無反應，無法進行一次眼神交流，也無法回答一句話。
一個朋友告訴我她偶然讀到一篇關于從昏迷中蘇醒的人們的文章。這些人說，雖然他們當時一動也不能動，但是他們經常可以聽到并且理解別人對他們所說的話。她正好是在去看望母親的路上讀到這篇文章的，她的母親在充血性心力衰竭康復后也陷入了植物人狀態。看到這一觀點之后，她就不再只是靜靜地陪在母親身邊，看她的生命慢慢流逝，而是盡可能地去和她說話，或者輕輕地撫摩她。
親密的情感在病人身體最脆弱的時候發揮的作用最顯著，比如在人們患慢性病，或者免疫系統受損時，再或者年紀大了之后。盡管這種關愛并不是萬能藥，但是最新數據表明它有時的確可以改變人們的生理狀態。從這種意義上講，愛不僅可以改善病人的心境，而且還會在某種程度上產生同藥物治療一樣的效果。
因此，內科醫生馬克·佩特斯極力主張我們應該學會辨認表明病人渴望人際關系的微妙信號，比如“眼淚、微笑、眼神甚至沉默”等，并且做出敏銳的回應。
佩特斯年幼的兒子在住院接受手術之前非常驚恐害怕、煩惱不已，而且因為發育遲緩，他當時還不會開口講話，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32]手術結束之后他躺在床上，身上插滿了管子：胳膊上在進行靜脈注射，一根管子通過鼻孔插進胃部，鼻孔中還有氧氣管，還有一根管子把麻醉劑輸送到椎管，另外一個管子通過陰莖到達膀胱。
佩特斯和妻子看到心愛的兒子這副模樣心如刀絞，但是他們從兒子的眼神中感覺到自己可以通過愛意來幫助他，比如撫摩他、深情地望著他，或者僅僅在旁邊看著他，什么都不做。
就像佩特斯所說的那樣：“愛，就是我們的語言。”
[1]On choosing pleasant relationships, see Robert W. Levenso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Age and Gender on Affect, Physiology,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 Study of Long-Term Marria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no. 1(1994), pp. 56–68.
[2]On emotional support and biological stress, see Teresa Seeman et al., “Social Ties and Support and Neuroendocrine Function,” MacArthur Studies of Successful Aging,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6 (1994), pp. 95–106. Earlier studies have found the same relationship, emotional support lowering risk, with a range of other biological measures, including lower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lower serum cholesterol, and lower norepinephrine: Teresa Seeman, “How Do Others Get Under Our Skin?” in Carol Ryff and Burton Singer, eds., Emot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On older people and emotional complexity, see L. L. Carstensen et al.,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Everyday Life Across the Lifes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2000), pp. 644–55.
[4]On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nd cognitive ability in the elderly, see Teresa E. Seeman et al.,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 and Patterns of Cognitive Aging in Healthy, High-functioning Older Adults,” Health Psychology 4 (2001), pp. 243–55.
[5]On loneliness and health, see Sarah Pressman et al., “Loneliness, Social Network Size, and Immune Response to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College Freshmen,” Health Psychology 24 (2005), pp. 297–306.
[6]On social engineering in homes for the elderly speeding neurogenesis, see Fred Gage, “Neuroplastic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welfth meeting of the Mind and Life Institute, Dharamsala, India, October 18–22, 2004.
[7]On newlyweds disagreeing, see Janice Kiecolt-Glaser et al., “Marital Stress: Immunologic, Neuroendocrine, and Autonomic Correlat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40 (1999), pp. 656–63.
[8]Ibid., p. 657.
[9]There was lit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rbal struggle and endocrine measures in the older husbands.
[10]Tor Wagner and Kevin Ochsner,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Brain,” Neuro-Report 16 (2005), pp. 85–87.
[11]On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ee Carol Ryff et al., “Elective Affinities and Uninvited Agonies: Mapping Emotion with Significant Others Onto Health,” in Ryff and Singer, Emot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From middle age onward men plac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n their relationships, but still to a lesser extent than women.
[12]On women and caring, see R. C. Kessler et al., “The Costs of Caring: A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I. G. Sarason and B. R. Sarason, eds., Social Suppor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5), pp. 491–507.
[13]On women being more sensitive, see M. Corriel and S. Cohen, “Concordance in the Face of a Stressful Ev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1995), pp. 289–99.
[14]On memories and biological shifts, see Kiecolt-Glaser et al., “Marital Stress.”
[15]Numerous studies find that women show stronger immune, endocrine, and cardiovascular reactions to marital arguments than do their husbands. See, for example, Janice Kiecolt-Glaser et al., “Marital Conflict in Older Adults: Endocrinological and Immunological Correlate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9 (1997), pp. 339–49; T. J. Mayne et al.,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cute Marital Distress on Emotional, Physiological and Immune Functions in Maritally Distressed Men and Women,” Psychology and Health 12 (1997), pp. 277–88; T. W. Smith et al., “Agency, Communion, and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During Marital Interaction,” Health Psychology 17 (1998), pp. 537–45.
[16]On women’s deaths from heart disease, see James Coyne et al., “Prognostic Importance of Marital Quality for Survival o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88 (2001), pp. 526–29.
[17]On broken heart syndrome, see Ilan Wittstein et al., “Neurohumoral Features of Myocardial Stunning Due to Sudden Emotional Stres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2 (2005), pp. 539–48.
[18]On satisfaction and women’s health, see Linda Gallo et al., “Marital Status and Quality in Middle-aged Women: Associations with Levels and Trajectories of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Health Psychology 22, no. 5 (2003), pp. 453–63.
[19]On holding hands, see J. A. Coan et al., “Spouse, But Not Stranger, Hand Holding Attenuates Activation in Neural Systems Underlying Response to Threat,” Psychophysiology 42 (2005), p. S44, J.A. Coan et al., “Lending a Hand: Social Regulation of the Neural Response to Threa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in press.
[20]The circuitry encompasses the insula, hypothalamus, right prefrontal cortex, and anterior cingulate.
[21]On neuroendocrinology and oxytocin, see C. Sue Carter, “Neuroendocrin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Attachment and Love,” Psychoneuroimmunology 23 (1998), pp. 779–818. The data for the health benefits of oxytocin are strong, but in map-ping biological impacts of relationships, researchers will undoubtedly find that other neuroendocrine pathways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mix.
[22]On the health benefits, see Kerstin Uvn-Moberg, “Oxytocin Linked Antistress Effects: The Relaxation and Growth Responses,” Acta Physiologica Scandanavica 161 (1997), pp. 38–42. While oxytocin has a short half-life—a matter of minutes—it seems to trigger a cascade of secondary mechanisms that have broad health advantages.
[23]On blood pressure and oxytocin, see ibid.
[24]Carole Radziwill, What Remains: A Memoir of Fate, Friendship, and Love (New York: Scribner’s, 2005).
[25]On women and stress, see Shelley E. Taylor et al., “Female Responses to Stress: Tendand- Befriend, not Fight-or-Fligh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7 (2000), pp. 411–29. See also Shelley E. Taylor, The Tending Instinct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2).
[26]On relationships as emotional regulators, see Lisa Diamond and Lisa Aspinwall, “Emotion Regul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Emphasizing Self-regul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Dyadic Process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 no. 2 (2003), pp. 125–56.
[27]Some argue that our overall pattern of cardiovascular and neuroendocrine activity varies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as a function of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our most major relationships. See, for example, John Cacioppo, “Social Neuroscience: Autonomic, Neuroendocrine, and Immune Responses to Stress,” Psychophysiology 31 (1994), pp. 113–28.
[28]On stress and contagion, see Brooks Gump and James Kulik, “Stress, Affiliation, and Emotion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no. 2 (1997), pp. 305–19.
[29]On patients and surgery, see James Kulik et al., “Stress and Affiliation: Hospital Roommate Effects o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ealth Psychology 12 (1993), pp. 118–24.
[30]In this sense, the network of people who deeply care about a patient’s well-being is an underutilized health resource.
[31]On brain activity in minimally conscious patients, see N. D. Schiff et al., “fMRI Reveals Large-scale Network Activation in Minimally Conscious Patients,” Neurology 64 (2005), pp. 514–23.
[32]Mark Pettus, The Savvy Patient (Richmond, Va.: Capital Books, 2004).